反思文革：毛泽东一生最忌讳的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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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毛泽东一生最忌讳的事（图）

Friday, October 19, 2012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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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二线的分工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大权旁落的滋味，也渐渐形成了一线正在越来越深地滑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判断。当形势最终迫使他在二线深处指挥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等人策划这个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时，这已经是一个决心搞掉整个一线指挥班底的战略部署。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到江青、到陈伯达、到张春桥、到姚文元，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如果说第一线是具体管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二线则是要管理那个领导集团的集团。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毛泽东一生最忌讳的事

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诞生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一点深入研究。

这一扩大会议是在北京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有关单位负责人七十六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及戚本禹等人。毛泽东未到会，由刘少奇主持会议。

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草稿，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做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毛泽东还于4月16日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草稿。

5月4日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按照毛泽东4月16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

这个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而由刘少奇主持，会后由康生向毛泽东做汇报。这表明，毛泽东已做好了部署，成竹在胸，从容地等待会议的成果。到现在为止，毛泽东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或者军事行动，都需要充分的准备过程，都要形成足够的势。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庞大的政治机器，几千万党员的共产党组织，盘根错结的政治力量体系，如毛泽东所期望的大革命运动，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发动的。

毛泽东耐心地通过几年来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势。势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挡了。毛泽东相信，在这个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敢于和能够做出真正的反抗。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他决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时，既是他不出场时按照党内地位顺理成章的安排，又是一个极为策略的安排。在打倒彭真以及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的过程中，他需要刘少奇等人都站在举手的阵营中。他需要各个击破，需要层层推进，需要今天的斗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举手通过。到了明天，可以有又一轮绝大多数举手通过将今天举手的部分人予以打倒。

从刘少奇等人在整个扩大会议期间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还没有百分之百地吃透毛泽东的整个政治意图。

这次为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进行了五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是历时三天的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

其中，康生做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以及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还特别谈到了他对毛泽东历次有关谈话的认识和体会。

他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就是。

张春桥、姚文元沿着同样的精神做了长篇讲话，并针对彭真、陆定一等人进行了攻击性极强的批判。这第一项活动，借助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权威，极大地震慑了与会者的心理。

会议的第二个程序，就是于5月16日上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战指挥部。

会议的第三个程序，是林彪于5月18日上午在大会的讲话。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非常有名的“五·一八讲话”，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展开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讲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政变的事例，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危险性，讲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复辟斗争的重大意义。他特别强调：“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林彪有关政权的经典用语。他还讲道：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还讲道，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里，林彪用“反革命政变危险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论”以及“毛泽东是天才论”注释了他跟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会议的第四个程序，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这个检查在会上理所当然地又受到批判。

会议的第五个程序，是于5月23日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做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的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2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标志。党内的政治斗争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路线无疑已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态势。

除了林彪、康生、江青及张春桥等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清醒领会毛泽东大多数意图（也不是全部意图）的状态中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之外，党的领导层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不理解和困惑之中。他们一定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潮流冲来，使他们有些站不稳脚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朦胧中对毛泽东的意图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觉与猜测，实际上又完全吃不准。

有些人大概也预感到这样的潮流以后会冲击向自己，但是又难以排除各种侥幸心理。从侥幸出发，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解。

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的第一线工作的上层领导人物，多少都处在一种思想混乱之中。即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打击将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但在巨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冲击下，也很难与左右有相同处境的人做任何沟通，他们根本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对意见并结成某种阵线的可能性。只求在大潮冲击下，左摇右晃地极力站住不倒下来，随着潮流往前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多少有一种听天由命的被动状态，换句话说，一切要听任毛泽东安排了。因为《五·一六通知》的批判矛头虽然直指彭真等人，但实质上对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党的领导层都发出了批判。

这是近年来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出的严厉批判。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整个斗争过程，都是毛泽东退在第二线深处策划组织的。当二线发出的政治打击落在了一线彭真等人头上时，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了整个一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线与一线的差别。

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庐山会议之后，逐步退居党的领导的第二线。他将党和国家的日常性工作，也就是所谓第一线，交付给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这样一些人；自己则退居二线，掌握有关党的重大理论问题、路线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

然而，在一线、二线的分工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大权旁落的滋味，也渐渐形成了一线正在越来越深地滑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判断。当形势最终迫使他在二线深处指挥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等人策划这个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时，这已经是一个决心搞掉整个一线指挥班底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几年前所采取的一线、二线的分工，恰恰促成了今天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党内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性。

所谓一线，就是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就是必须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经济的、生产的组织和管理，面对这个时期的所有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活动。就本质而言，这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全部一线行为，包括其全部政治行为，都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的。因此，他们的倾向必然是务实的，是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的。这是一线必然要顺应的趋势。

而毛泽东所退居的二线，他所掌握的党内意识形态斗争及政治斗争的权柄，必然和一线发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这个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不是毛泽东放弃自己的路线，屈从一线的路线（那意味着毛泽东眼里的国家改变颜色）；就是对一线发动革命，使之最终服从于毛泽东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到康生、到江青、到陈伯达、到张春桥、到姚文元，恰恰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如果说第一线是具体管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二线则是要管理那个领导集团的集团。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那么，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则出现了另一种奇观，那就是“务虚者治务实者，务实者治于务虚者”。

对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纲领性文件以及相关的文件做出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做出如下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泽东还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论述特别典型地展露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纲领。

为了对这个政治纲领有更生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在通过这个《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讲话，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这些口头讲话以更加生动的语气注释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就的那些政治结论。

为了对这些政治结论有更广阔、更全面及更生动的把握，我们再超越一个不长的时间差，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开化之后的一个文本。那是他1966年7月8日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他以不无人生悲壮慷慨以及自信乐观与忧患意识交织的心理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封信以其随心所欲的语言对《五·一六通知》做了特别生动的补充说明。

如果再联系本书第四章引录的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五·七指示》，将上述几个文本综合在一起，我们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就可以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了。

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空前尖锐、残酷无情的。这个斗争绝无平等可言，必定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没有调和的余地。由此，我们断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绝无心慈手软之处，绝无动摇迟疑之处。他对这种斗争的你死我活性、不可调和性，已经做出了坚定的判断。这是他根据十几年来国际、国内的斗争历史做出的判断。

二，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已经混进党的各级领导层，这无疑是最大的危险。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最主要对象。

三，进行革命要破字当头。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认定，这些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认定这些领域全部在资产阶级手中。这是他对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定性，也是对相关的一些盘踞在这些领域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干部的定性。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批判的重要对象。

四，无论是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是为了直接打击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必须在党内开展一场卓有成效的清洗。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确指出“要清洗这些人”。在对谢胡的讲话中，他讲到“要剥笋”。这些都是实行清党的明确语言。

五，他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这里，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物，表明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决心早已下定。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虽然是在因势利导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很多部署毛泽东想必也是乘势而做的，具体的步骤是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然而，摧毁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批高级领导人物的权力，这在毛泽东早已是既定方针了。

六，毛泽东认定，那些反党分子就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形势的判断。他认定，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就是要推翻他，打倒他。这个政治判断的性质十分严重，由此我们也能深刻透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当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有人企图打倒他时，我们再书生气十足地评议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明智之举，就显得远离了根本。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分析毛泽东何以认定党内一些人要打倒他？这个判断产生于什么样的政治形势？

七，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了“右派政变”的危险性。他肯定受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想像到，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对他所做的类似的影响。

然而，更多地还要归因于毛泽东本人对形势的直接判断。他对政变以后发生的事情，右派、左派将会利用他的旗帜这些过程性的特征都有了足够的预想，这说明他的深思熟虑。

八，毛泽东认定，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右派政变都将是短命的，因为他相信“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清了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他相信自己的路线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现象，譬如北大、清华的“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我们据此也可以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描述中，看到他的所谓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的实质。这也是他要在最大规模的公开化的程度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及社会基础。

九，联系他的《五·七指示》，联系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他的所谓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就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注释。

正像我们前面对《五·七指示》所做的注释一样，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恐惧并且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他的带有平均主义思想的、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总是抓住社会中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作为阶级斗争的题目。

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他确实很容易号召90%以上的人民跟着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在一个农民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汪洋大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能够调动民众的大多数。这一路线和党内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最终使毛泽东站在了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对立物的“革命者”的立场上。

中国传统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不仅蕴藏在广大民众中，而且凝聚在党内和军队内。当中国的军队成员和共产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或者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民、全党、全军获得一时的全面拥护，也就显然可知了。

于是，我们看到：

一个被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以及在党内的种种反应惊慑了的毛泽东；

一个依靠自己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而在全国、全党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毛泽东；

一个在政治斗争中有着极高敏感性和纯熟艺术的毛泽东；

一个一贯热衷集中权力而绝不容动摇削弱的毛泽东；

一个对自己的个人权威有足够自信的毛泽东；

一个自认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退让、坚定不移的毛泽东；

一个被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被赫鲁晓夫推翻斯大林这样的事实触动了的毛泽东；

一个在一段时间内被党的一线领导“架空”而感到愤怒和失落的毛泽东；

一个相信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会使得中国向社会主义理想国迈进一大步的毛泽东；

一个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具有高度政治意识而绝无对敌同情和怜悯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