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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文化大革命”是超大型的历史事件，对它解剖好比对一个复杂案件的侦破一样，倘若有一个重要环节的推理牵强附会，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对“文革”各种想当然的“道义批判”委实太多了：将文革仅仅归为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是再肤浅不过的；把它“仅仅”归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也近乎什么都没说；即使再“深刻”一步，“笼统”归于制度的原因，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当然；至于把文革说成人性恶的大泛滥，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学语言了；人性从来有善恶，何以如此多的恶一下喷发，总有其缘由……
本书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至高无上”，强调了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批判了任何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空想，批判了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包括这种倾向的所谓崇高的、美好的伦理道德理想主义表现。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的大反动。正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我们对扼杀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批判都十分地强烈，对各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改头换面的表现也必定十分警觉。
然而，真理从来不是绝对的，真理表现在适当的尺度。
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所典型代表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有了透彻的剖析和批判之后，我们无疑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全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发展的全貌。
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中国当代社会表现出方方面面的活力。它的发展以其特有的竞争的力量创造着经济奇迹，也创造着贫富差别。一方面，我们绝不可调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患贫、患不均”的习惯势力做再一次保守主义的表演，干扰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同时，又永远要注重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发展。它不仅体现为理想主义的道义，而且体现为相关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其说与传统的道义观念有关，不如说是现代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
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经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在制造着巨大的贫富差别，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悬殊的两极分化。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制造差别，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人追求富裕的同等的竞赛机会。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贫富差别造成的巨大社会思想势能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另外几个具有很大思想势能的社会要求，例如：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的要求，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于社会秩序与安全感的要求，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均等接受教育的要求，等等。
这些要求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有时也会表现为与保守主义倾向接壤，因为将腐败、将环境破坏、将治安水平的恶化、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归因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再容易不过的。
然而，今天永远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现代化永远处在昨天和明天的批评之间。在警觉并剔除了各种保守主义倾向之后，我们却要知道，惩治腐败，加强社会安全感，发展民主法制，保护环境，普及教育，这是一个真正重视自身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必须考虑并做好的事情。
这里，没有简单化的一劳永逸，只有不断适时地调整中实现的行之有效的全面兼顾。
对于传统文化，同样没有简单化的、绝对化的一了百了──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或简单地一分为二；有的是真正适度地、因势利导地取舍与抑扬。
对于一个民族真正有害的传统文化，听凭其被现代经济的发展所解构；甚至可以投以催化剂，加速这种解构。而对于一个民族甚至对于整个人类有益的传统文化，则应该保护乃至发扬光大。
这些课题都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以寻得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认识。
最后，我们就要讲到人文精神。
只要我们对隐藏在人文精神口号下的各种保守主义倾向有足够的警觉和批判，那么，人文精神大概是我们理性的、健康发展的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甚至是珍贵的。
倘若人文精神表现在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政治特权，批判官僚腐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残余，它的合理性、进步性与革命性是不容置疑的，那是和商品经济在现阶段的发展合拍的。人文精神还可能表现在共同富裕、追求民主、保护环境等方面，它在社会中的合理位置也是简单明了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一个已经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人文精神的最主要表现，常常是批判金钱的罪恶，也就是批判商品经济的罪恶，批判金钱世界对人性的扭曲，批判金钱的万能，批判一切都可出卖的绝对商品化倾向，批判金钱世界的人的异化，批判物质世界对人的压迫，批判金钱残酷扼杀人的真性情，批判金钱造成的畸形的不平等，批判金钱造成的人对人的压迫，批判金钱带来的一切社会腐败，批判金钱带来的尔虞我诈与凶残，批判金钱使得人间的一切情感都成为商品。
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又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回归于传统文化，因为对传统文化被解构的抵触；有的与人文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相关，或者与整个人文科学地位下降相关；有的根源于社会同情，具有对社会低位阶层的民众的关怀；有的源于反官僚、反特权的政治倾向；有的是对金钱统治一切的反抗，对物质世界中人的异化的反抗；有的只限于批判聚敛金钱的非正当手段；有的则批判金钱本身，发出的是对整个现代人被异化的反抗呼声。
在这里，我们绝不可将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唯效率论”、“唯生产力论”简单地移植到精神领域，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将人们白天做事的行为规则移植到夜晚的睡梦之中。任何人文精神的呼声，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伦理的、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只要它不意识形态化，不变为破坏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保守主义社会潮流，我们说，这样的人文精神永远是人类所需要的。
人类一方面需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充分运用金钱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也需要不断地批判商品经济，批判金钱的力量。作为文学艺术的存在，作为理想、信仰或者宗教的存在，人文精神无疑是永远不可扼杀的。它不仅为我们今天经济发展至上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平衡力量，保证整个社会人格的健全，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有着预想不到的重大意义。就像今天的一部艺术作品，有可能超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成为未来人类珍贵的财富。
写在出版之前
一，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十六周年，结束三十六周年，本书得以在海外出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本书充分顾及了中国大陆的语境。书中“商品经济”一词，运用宽泛，在某些地方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类或许更为恰当。在涉及政治经济学分析时，本书也单纯地凭借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无疑很方便。其实，现代经济学其他许多流派，譬如制度经济学等，在分析历史时也是不错的方法论。本书在分析历史时还特别用了作者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所得（参看《人类时间》改革出版社 1998年出版）。
二，本书在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程时，力求每一重大环节都能经得住推敲。
文化大革命是超大型的历史事件，对它解剖好比对一个复杂案件的侦破一样，倘若有一个重要环节的推理牵强附会，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导致错误的结论。
对一段充满苦难与罪恶的历史停留于想当然的谴责，有时却可能与其殊途同归。
对文革各种各样想当然的道义批判委实太多了：将文革仅仅归为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是再肤浅不过的；把它“仅仅”归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也近乎什么都没说；即使再“深刻”一步，“笼统”归于制度的原因，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当然；至于把文革说成人性恶的大泛滥，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学语言了，人性从来有善恶，何以如此多的恶一下喷发，总有缘由。
文革是一段历史，必须历史地梳理剖析才有完整结论。
文革是文革前全部中国历史（包括对外关系史）的必然延续。
就像文革后的中国改革是文革的必然后果一样。
就历史而言，正像黑格尔说的，小原因从来没有大结果。
三，历史地评价历史，具体到毛泽东本人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同样如是。任何简单化的评判，都有悖于历史。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全部处境决定的，也是他所代表的社会潮流及大小传统决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在整个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决定的，当然，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人格决定的。一个人决定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总有多种因素，倘若缺一个因素，譬如没有文革前那种特定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毛泽东都可能不那样地发动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探究，全面才能深刻，深刻必然全面。
四，文化大革命确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它的失败。正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耗尽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力量，最终导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殊有意义的改革。透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保守力量，也就透视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大小传统。剖析文化大革命，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近代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迟滞，为什么落后。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的中国社会结构令我们找到了解析中国近代史的钥匙。
五，正像本书已经写到的，剖析文化大革命，还让我们找到了透视全世界范围内近、现代史上类似的政治与宗教大动乱的钥匙。
那里都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这种冲突常常演变为极为残酷的社会斗争。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磨合不是件和风细雨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规模最大，斗争最深刻，暴露又最充分，剖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近、现代史不无补益。
六，剖析文化大革命还为我们透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找到了钥匙。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潮流的冲突，都可以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找到认识之路。
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找到基本的分析方法。
现代化进程有自己的规律，有其既定的国际背景；而一切传统，无论是几千年的大传统还是几十年的小传统，都在和它冲突磨合；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益，又十分具体地布置在这一基本冲突中。只有透过各种各样的言辞与口号，剖析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与态度，梳理清楚它们关系的变化与不断重组，我们才能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
谁若想当然地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结论，谁就可能犯错误。
七，说到人类未来，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也一定会为我们提供一点启示。
因为科技的经济的发展永远会和传统文化相冲突。
对于传统文化中生出的每一种理论与社会政策，都必须历史地给出评价。就好像运用武器，当你处在遭遇歹徒威逼的正当防卫的情境中，就是合理的。当你离开这个情境，就是不合理的。
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论与社会措施，放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大多缺乏合理性。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凭借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无疑是保守和反动的；然而，倘若现在提倡一点相对的平均，却可能是真理。又譬如，文化大革命中极端的反对知识的特权，无疑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而如果到了今天或者明天，适度批判过分的知识特权，却可能是必要的。
一切在于历史条件。
一切在于度。
这里的是非曲直我们都该有长远眼光与思想准备。
八，关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分析并不是本书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借助的传统文化在本书行文中都有十分具体的指定，诸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帝王崇拜，不患贫患不均，等等。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总会在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磨合中合理地保留下来。
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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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作品出版联络信箱：keyunlu@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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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0 20:07:15
Sourc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46b2950102dzx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