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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当《海瑞罢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党内被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定性、打倒之后，政治斗争的战线已经极大地纵深推进了。这是毛泽东对对立势力的一个摧毁性打击。正是在对彭、罗、陆、杨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正式展开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的政治分析
（1965年－1966年6月）
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还在于对其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一 抓住《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
面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已经感到，这并非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现实的发展也使他认识到，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打破。全部信息都告诉他，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正在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操作中越来越稳固地占据各部门的权力。这种迹象在1963年－1964年这两年中，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个纯熟的政治家刀必感到了这些问题绝非以往按部就班的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所能解决的。只在会议斗争的舞台上，他不可能将刘少奇及其所代表的党的一批上层领导干部搞掉，更不可能将刘少奇这条路线在各省、市、地、县的代表人物搞掉。政治斗争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按部就班的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然要寻找别样的程序。
毛泽东从来都是以领袖的身份出发指导全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方式对他而言都是合法的程序。只要这些程序可能被他的巨手调动，他就会想方设法地调动。他深知，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本身还在于对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在政治局面对面的会议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须超出这个范围才能得到。当毛泽东有关政治思想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党得不到真正有力的贯彻执行时，他知道，需要对党本身做一个除旧布新的大手术。
为此，他必须使斗争尽可能地公开化，尽可能地全党化、全国化和社会化。在这里，有几个力量是他可能凭借的。
首先，是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个人威望。正像他对斯诺讲的，这种个人崇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凭借。在社会公开的舆论中，没有任何人敢于举起讨伐他的旗帜，而他，却可以举起讨伐任何人的旗帜。
其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路线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正像其后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图画一样，他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必定会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中得到热烈的响应。
再其次，他深知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多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他永远注意民众的大多数，他也相信民众的大多数会站在他的旗帜之下。
所以，党内斗争一旦公开化，民众的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声势。以此声势为底盘托起的党内斗争，一定会形成对他有利得多的格局。
他当下处心积虑的是，寻找突破口。
对于这场政治革命如何搞，他目前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重点是明确的，应该将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应该在全国开展一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更多的内容却不是一下子都能设计好的。
毛泽东从来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社会主义或许是空想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他一贯依靠行动开辟道路。不需要想好了再做，而要在做的过程中逐步想好。
正当他多方面抓题目、作文章时，真正的突破口出现了。
这就是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原本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史学家，之所以写出《海瑞罢官》，最初可能还和毛泽东本人有关。1959年，面对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毛泽东也曾发出过某种程度的批评。毛泽东曾经讲道，有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其实是上面压下来的。他鼓励人们敢讲真话。他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当然，这些讲话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没有彭德怀这样的人物站出来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对他时，毛泽东倒有足够的胸怀。领袖的权威在没有受到威胁时，领袖恰恰能够显出宽容。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自然得到了响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很快便在有关会议上讲到要写海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作为史学家的吴晗紧跟潮流，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并于1959年6月16日刊登发表。
随后，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完成，已是庐山会议（1959年7月－8月）结束之时，为了在政治上避嫌，划清界限，经胡乔木等人审改之后，该文于9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特别增加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述。这无非表明：彭德怀不是海瑞，海瑞不是彭德怀。
接下来，应京剧界艺术家的要求，吴晗又写就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京剧《海瑞罢官》在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全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无疑做出了很大的扭转。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种种“资本主义”倾向开始被有力地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绷紧。
在这种形势下，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她先是找到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长，企图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看来，毛泽东及江青最初选择《海瑞罢官》作为批判对象时，大概还没有把它视为后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但是，至少是把它列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跳出来，颇有点以海瑞自居的情状。特别是其后不久，彭德怀又以洋洋八万言上书为自己翻案，更颇有海瑞的架势。在他们眼里，《海瑞罢官》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便浮出地平线，绝非偶然。
毛泽东是一位对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敏感的领袖。他“深知”可以用小说和戏剧实行反党活动。他大概从一开始就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翻案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他历来相信，一切意识形态的动向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政治根源。
1964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无疑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发放了一张红色通行证。她加紧活动，动员曾经批判过俞平伯的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依然没有成功。
同期，也就是1964年9月，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这是毛泽东推动思想政治领域内大革命的又一个步骤。
然而，这个步骤又被当时的中宣部及有关部门淡化，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这一系列运作中，毛泽东除了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党的许多权力已经不在他手中以外，更加感到需要依靠江青这样的冲锋陷阵者。
仅就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全局而言，没有江青及江青在其后联络的一批意识形态斗争的“杀手”，就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的政治斗争需要给了江青这样一批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和迅速崛起的机会。
1965年初，江青跑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正刮着“左”风的上海，在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完成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有效策划。文章决定由当时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撰写。这就是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著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九易其稿、于同年8月份第十稿方才定稿的文章曾经不止一次送交毛泽东审阅。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关注下，由江青、张春桥及姚文元联手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敏锐性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一枚重型炸弹。当他手中握有这张王牌后，他在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中就有了更加含威不露的力量。
1965年9月－10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些话已经非常尖锐地道出了他在随后开展的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明确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当面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的回答显然是有很大保留的：“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彭真并不清楚毛泽东问话中的深意，更不清楚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毛泽东则通过对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彭真在这个问题上的顽固立场。面对毛泽东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彭真居然还敢做那样保留性很大的回答，其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之后的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厅、局长会议上讲到“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讲到“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成为彭真的罪状之一。
其实，这不过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多权力部门对待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指示的惯例。毛泽东的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之所以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高潮，就在于当时党的一线工作确实被刘少奇、彭真这样一些务实主义者所把持。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得不下最大的决心发动最大规模的斗争的原因。
11月，中国政治舞台上同时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它后来成为全军工作的指导方针，也表明林彪进一步稳步地扩大着他的政治影响，给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实际权力上的支持。
另一件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文汇报》全文发表。
对突破口的攻击正式开始。
毛泽东当即指示全国报刊予以转载。但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各报刊举步不前。毛泽东又指示出小册子，北京市面对上海新华书店发往全国的征订单，又迟迟不做反应。这一切不过反映了在彭真以及各地彭真式人物的把持下，全党的权力结构对毛泽东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指示表现出了巨大的消极抵制。
然而，既然已经抓住了突破口，既然已经发起了攻击，毛泽东绝不会有片刻犹豫。他毕竟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毕竟抓住了一个看来能够做成文章的好题目，并且已经做成了文章。相隔两周半之后，党的权力机器经过一个相当迟缓的旋转之后，毛泽东的指示终于被执行了。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与此同期，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文章的大规模转载无疑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即使广大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阶级斗争信号，但思想界、政治界和知识界却多少意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发生。
在转载文章的过程中，由于彭真们把持着权力，依然对转载这一行为做了别样的淡化与抵消。《北京日报》温和的转载按语是彭真亲自加的。在彭真的布置下，《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文章悖离了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大方向，把对海瑞的批判引入了对“道德继承”、“让步政策”、“清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纯学术的讨论之中。
当然，这种消极抵制除了最终使彭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以外，并不可能堵住已被突破的突破口。
同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该文在批判胡适的过程中，对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展开了批判。这个批判虽未点名，但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
毛泽东于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文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才能实现大的突破。
随后的几天，当彭真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之后，不服气地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时，除了加速他本人政治权力更快地消失而外，已经没有任何澄清事实的意义。当毛泽东说，吴晗和彭德怀有关系时，彭真却说，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在这里，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权威、意识形态领域组织有效的攻击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步骤，给《海瑞罢官》定了性。
一旦定性，就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成果。
当党内绝大多数上层领导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时，毛泽东已然从这第一步成果中突破了他最终需要突破的突破口。
二 撕开突破口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可以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对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我们做了大致的扫描。这是剖析当时党内的政治力量结构所必须的。
本书并非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大事记，那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概括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中那些最有意义的过程、情节和因素，并对之进行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的分析，从而得出尽可能深刻的认识。
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真实处境。毛泽东有没有权力？毫无疑问，毛泽东具有很大的权力。毛泽东的权力是无限的吗？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权力有着明显的限度。当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一事上如此耐心地捕捉机会、排除阻力、逐层推进时，我们已能看出他当时的政治处境。
此刻，他抓住了一个突破口（也还是刚刚开始突破），突破与反突破的斗争便立刻展开。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深知此时绝不可犹豫。
从1965年底－1966年5月16日这四五个月时间中，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在彭真问题上，也就是在未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斗争显得十分地致密。阻力越大，他调动攻击力的决心越大。仅仅在撕破《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上，他就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作为中国特别的一年，1966年开始了。1月，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活动。
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并在传达中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论断。彭真则在会上提出一个“放”的方针：“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这已经显露出彭真对抗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基本策略：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扯离政治问题而纳入学术领域。
康生则在会上摆出了针锋相对的姿态。他指出：毛主席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尖锐的斗争以面对面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展开了。
1月上旬，刘少奇做出偏袒彭真的讲话，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
同期，陆定一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同样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学术化：“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1月9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特别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有关论述。
1月17日，在彭真的部署下，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许立群明确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直接掌管，稿件、版面都要送审，极力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与此同时，相对的舆论则从林彪、江青那里升起来。
1月18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高举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旗帜，认为“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提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这无疑为毛泽东正在开展的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必要的舆论与充满实力感的威慑。
紧接着，2月2日－20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个色彩极为鲜明的政治举动。林彪与江青的联手合作颇有意味地展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期间所做的力量调配。
斗争进入2月份时，彭真等人的活动更为紧密。
2月3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设立的，由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彭真在这个会议上再次讲明，“已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他还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
这采用的依然是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纳入学术轨道的基本策略。
康生在这个会上自然又扮演了对立面的角色。他依据毛泽东的精神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及“打击右派”，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然而，彭真毕竟控制着“五人小组”以及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多权力，在他的主持及安排下，一个基本体现彭真意图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写成了。这个提纲可以视为彭真对抗毛泽东政治斗争部署之最主要的行为。《二月提纲》表面上接受毛泽东指示，实际上却尽可能地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温和化、学术化。这是彭真利用党内合法的权力及程序进行政治操作的一个范本。
2月5日，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这个提纲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刘少奇明确表示，对这个提纲没什么意见了，并同意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这是一个看来十分正常的程序。在汇报过程中，彭真讲述了《二月题纲》的内容，但并没有照读《二月提纲》的原文。毛泽东对此做出了严正的指示，他再一次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面对面的斗争。尖锐的斗争性质掩盖在正常的汇报谈话之中。彭真需要一个在毛泽东这里汇报了《二月提纲》并且得到通过的合法结果。而毛泽东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虽然保持了领袖的从容，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松动。汇报期间，毛泽东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对方躲闪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问题。对此，彭真含糊其词地勉强回答：不能算。
也许，毛泽东并不一定需要彭真的任何回答，他所需要的是自己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彭真同意不同意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在往下的斗争中摧毁对立政治势力的决心和行动。毛泽东对彭真指出：“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又指出，“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不管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口头指示，彭真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已经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了《二月提纲》。他随即将《二月提纲》略加修改予以定稿，并加上一个中央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党，让各级党组织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是一份充分表明彭真策略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放”，提出“先立后破”，提出防止“左派学阀”，提出“纯学术讨论”，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无疑是一个抵制毛泽东政治思想革命的举措。
斗争进行到这一步，毛泽东与彭真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仅仅在面对面的范围内是难以解决任何问题了，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面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这是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控制的中宣部及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所谓“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更是含义十分明确，因为农村工作部是1962年被解散的部门。
3月28日－30日，毛泽东又多次找康生、江青谈话，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他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正面行动相配合的又一侧翼行动。他开始更为认真地组织像康生、江青这样的左派，并且通过他们在全国上下组织左派队伍。在这里，他无疑已经超越了党的按部就班的、合法的组织程序。
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个毫不迟疑的原则。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战略部署，可以看到，他始终贯彻了这个政治行动原则。
与此同时，林彪与江青联手的行动继续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空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3月20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江青组织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论述：“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在2月3日－4月5日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中，《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论。这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密切配合毛泽东政治斗争的部署。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个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改定的《纪要》。《纪要》发出了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号令。《纪要》中以非常严重的口气指出，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林彪、江青的联手政治行为对于毛泽东与彭真集团及彭真集团后面整个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是特别有力的配合。它可以视为对彭真集团另一条战线的打击。
毛泽东推进了党内正面斗争的步骤。4月9日一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康生传达毛泽东指示，在彭真做了“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的表态之后，康生、陈伯达等人批判了彭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路线上的一系列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决定呈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这个在毛泽东指示下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其实不过是完全照办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那样的政治格局中，在经过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政治的部署之后，党内已经很难有谁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条件已进一步成熟了，对党的领导集团的思想已经有了足够的预热了，便于4月16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全面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这是一个基本定性的批判，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尖锐指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政治打击集中在彭真及相关的一些人身上。整个党的领导层在一段时间内也并没有超越这个斗争范围，看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斗争。
当彭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触怒毛泽东时，党的上层相当一些人把彭真的错误归结为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而对于毛泽东之所以要搞掉彭真的更广阔的政治路线的含义，许多人缺乏自觉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在4月9日－12日批判彭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做出的平和的又不失原则的总结是，“彭真的错误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
4月18日，《解放军报》不失时机地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4月21日，毛泽东又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北京市委揭发彭真的罪行。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推进，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问题。而《解放军报》则同时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失时机地指出：当前一小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特点，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5月7日，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发表。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批判的锋芒直指《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其后台北京市委。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全国各报立即予以转载。
5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解除了彭真等人的权力，任命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这一系列舆论的以及政治的行为，不过是对5月4日开始一直进行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的注释。这个直到5月26日才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决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被定成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定成修正主义分子。
这是毛泽东从《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开始，真正取得的第一个有实质政治内容的胜利。到这一步，《海瑞罢官》是否与彭德怀有联系，已然不重要了。当《海瑞罢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党内被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定性、打倒之后，政治斗争的战线已经极大地纵深推进了。这是毛泽东对对立势力的一个摧毁性打击。
当然，中央的领导上层并没有更多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对彭、罗、陆、杨予以打倒的政治表决中，党内的高层人物大概没有人敢于不举手通过。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纯熟的政治、军事斗争艺术，向来是各个击破的。今天全体通过了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这个决定就为往下的行动提供了出发点。
因为，正是在对彭、罗、陆、杨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正式展开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柯云路作品出版联络信箱：keyunlu@vip.sina.com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2012-11-09 05:49:51
Sourc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46b2950102e01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