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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是柯云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政治小说,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曾造成鲜有过之的轰动效应。现在三十四岁以上的人很少不知道《新星》主人公李向南。二十多年过去后,《南方周末》等中国多家媒体再度提起《新星》时,将它称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新星》在海外出版时,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在大陆,则被称为“县委书记从政指南”。无论评价如何,《新星》无疑使国人普遍看到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真实故事,也使熟谙政治的人看到了地道的政治操作手法。今天重读《新星》,大概是了解中国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
《新星》启示:顺应潮流才能做“好”官
《深圳晶报》
王恒嘉采写
典型事件回顾: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刊登并出版长篇小说《新星》,这部作品立即引起极大注意。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其进行小说连播,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将其改编为广播剧。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由太原电视台拍摄、周里京主演,于1986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由于其强烈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引起极大轰动,几亿人收看,曾创中国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最高纪录,周里京因此走红。有传媒称这部作品“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香港版本的《新星》在其封面上特别注明“现代官场现形记”。 今天在任的许多官员提起李向南来仍然津津乐道。2012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新星》。
典型人物列表:
柯云路:1968年底,柯云路和十几个中学同学一起下乡到山西晋南的绛县,一待就是四年。老想着帮农民脱贫,一年四季拼命干活。柯云路和知青们帮助村里创建了全村第一个集体豆腐坊、第一个集体养猪场。假期还回北京协和医院学习针灸、买了常用药,回到绛县农村给村民义务治病。这样干了几年,意识到再怎么干还是有很多农民吃不饱饭,于是跑了很多山区、农村进行调查,最后发现“农村贫困的原因是生产体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了社会各层面的人和机构:
农民、干部、乡里的、县里的、粮食收购站、加油站、棉花收购站……柯云路带着李向南式的抱负迎来改革开放,带着改变社会的政治理想写了《新星》。
李向南:《新星》中的主人公,大部分老百姓把他的形象和演员周里京的个人形象划了等号。这位老三届出身的县委书记,上任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群众的拥戴却遭到保守派的攻击。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他后来又在柯云路的后两部小说《夜与昼》、《衰与荣》中出现,并引起广泛关注和分析。
顾荣:《新星》中保守派的代表,作为已经在当地工作很长时间的老干部,他根深蒂固。顾荣并不是一个贪官,但面对新潮流,面对改革的态度却很消极,心中不乏专制、封建的残余。小说发表后,“顾荣”一时成为某一类官员的代名词。
大事影响评述:
改革大潮中,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一心改革的干部会遇到怎样的阻力,什么样的智慧和魄力才可以化解这些阻力?在广大老百姓困惑、干部们困扰的时候,柯云路用自己的小说尝试着给出了答案。一度,人们会把本地的贪官污吏称为《新星》中的恶官僚“潘苟世”,某地甚至还出现了“苟世街”,当地人民以此讽刺官员们集中居住的街道。当时很多干部甚至以《新星》为改革教材,而众多在当时不曾掌权的平民,受这本书和其他改革小说影响,在随即到来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记者在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相关采访中,接触了很多提到《新星》是其“启蒙教材”的官员。《新星》注定是空前绝后的一本书,因为在此之前,这样的小说不可能出现;在此之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全民关心一类问题的现象很难再出现。随着官场规则的逐渐定型,也就很难再有政治小说的轰动。
当事人对话:
晶报:您心目中的好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新星》达到这样的要求了么?
柯云路:我心目中的小说应该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所写的小说那样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可以描写一段历史,揭示一个时代,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社会的画卷。我就想写这样的小说。而要反映社会的全貌就要选择好的故事,好的题材,是要找一个讲述的角度很好的把很多人物组织起来,使他们不再是单个的人物而是好看的故事的角色,在这故事中展示各种各样的尖锐冲突,展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各种各样的利益交织。现在看,《新星》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晶报:一部政治小说或者说官场小说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普通群众的关注?
柯云路:在那个国计民生等一切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都相对单纯,那不是一个娱乐文化泛滥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网络更是没有,大家都很关心周围的变化,即使这些变化与现实中自己的直接利益似乎无关,但是大家都关心,心中觉得自己对所有这些,乃至整个国家的变化都有责任的。大家关心改革,关心社会问题。而现在社会已经多元化了,许多问题是一个小群体的问题,很少有那么集中的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了。
晶报:那时候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能概括出来么?
柯云路:大家都在想,不能再这么落后,这么禁锢,而是要变化。要变化就要接触到那些保守的东西,官僚的东西。官僚主义的核心就是封建主义残余,怎么破除官僚主义是大家在想的问题。
晶报:小说里的很多细节异常真实,怎么得来的?
柯云路:在《新星》写作之前,我做过很多准备。我曾插队四年,又当工人八年,那些年搞了许多社会调查,到处跑。我写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真实的细节,农民的情况怎么样,乡一级情况怎样,县一级情况怎样,我都熟悉。可以说,我写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见过并熟悉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集合体。我写的是活生生的人物,我希望能通过这部作品展示尽可能多的生活和人物。
晶报:为什么是选择一个县来展开故事,而不是一个市或者一个乡?
柯云路:县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级别,一个县里工农兵学商俱全,有文化部门也有技术部门,如果再小了很可能五脏不全。有了县、乡、村等几个级别,又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就好展开了。
晶报:您心目中什么样的官是一个好官?
柯云路:近几十年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才是一个好官,首先要顺应时代潮流,敏锐、先行的才可能是一个好官。而如果能力很强、很清廉,但是却不顺应潮流很保守,也不可能不是一个好官。当然,个人品行是个本质问题,涉及到最终的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但是如果不顺应潮流,最终所保护的必然还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为公也成了为私。
晶报:《新星》发表后,您有没有收到一些官员的来信?
柯云路:我收到很多来信,很多邀请,许多年轻的官员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很多人因为感动,邀请我去他治下的地方参观、讲演。
晶报:但您好象并没有接招?
柯云路:我觉得自己要保持时间上的自由,所以出席的应酬很少。即使到今天,我也不想有太多应酬。如果我出席那些应酬,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大学的讲过去,看起来我好象火了似的,但我要浪费很多时间,另外我的心很有可能从此就不安静了,写作张力就差了,即使不因为这个把自己的文笔搞坏,可能也要经过很长调整期,犯不上,作家写好东西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晶报:为什么选择太原电视台来拍摄电视剧《新星》?
柯云路:书出了以后,要拍电视剧的电视台找我来的很多,少说也有十几家,包括中央电视台,但我最终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太原电视台,理由是我觉得他们电视台来找我的人深刻的理解了这本书,他们的台长和编辑来找我,说起这本书眉飞色舞,他本人就是在山西农村长大的,对这本书很有感觉。这个电视剧在太原电视台播出以后,光来信就收了几麻袋,电话被打爆了。他们于是把电视剧送到中央电视台,这个电视剧当时还是比较敏感,能否通过还不一定,结果通过了,定在春节黄金档放,中央台播放那天,太原电视台那些人在马路边上放鞭炮庆祝。
晶报:据说电视剧火了以后,您还下去观察过?
柯云路:电视剧刚开始放那阵我还在山西,听说很火,我自己骑个自行车下去看是不是真有那么火。那时候电视刚开始普及,大部分村一个村也就一台电视,开始演《新星》的时候那真是万人空巷,都来看电视来了,现场气氛很热烈,许多观众都感觉很真实,他们都对号入座,看自己身边谁是潘苟世,谁是顾荣等等。我后来也收了几麻袋信,我都看了,能回的就回了。
晶报:我了解到《新星》对许多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影响,您当时知道吗?
柯云路:当时的年轻人想当李向南的很多,现在我有时候出去走一走,到省、市、县里碰到有些干部,他们还记得年轻时候看过《新星》的事情,还说自己的仕途有些方面受到影响。当年的女孩子,甚至是采访我的女记者,都说自己想找一个李向南似的男朋友,实在找不到就找一个长的像李向南的,也就是像演李向南的周里京的。一直到前几年,一个县级领导碰到我,还追问李向南到底是和林虹结婚了还是和小莉结婚了,其实我就是不想给一个结果,而让大家自己去想。当时又没有网络调查,否则真可以让网友去投票决定。
晶报:改革开放之初,是李向南那样的干部多还是顾荣那样的干部多?
柯云路:当时当然还是顾荣那样的人多,很多。
晶报:那李向南们为什么还能做一些事情呢?
柯云路:许多时候,是否能有动力、能做成事情,不是一个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看这个人是否在潮流中,所做的事情是否是时代的潮流。潮流中的人,一挥手到处看见,一说话到处听见,各阶层广大的群众拥护,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然就有了优势有了权力,能够推动自己想推动的事情。
晶报:李向南是老三届,从政经历并不丰富,但他似乎有很多手段办成事情,为什么?
柯云路:老三届这一代人是很奇怪的,一方面文化不弱,另一方面有很多曲折的经历,在现实的磨难中做了很多思考,希望能做事,能推动中国发展,但是一直都不成功,我本人在农村办过养猪场办过豆腐坊,但是体制不变化,非但发展不起来,还有可能饿死人。体制一旦变化,他们已经思考过无数次的发展变革就实施开了,斗争策略也相应成熟。
晶报: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决定胜负的是什么?如何又能改革又能保护自己?
柯云路:既然是改革,必然有人为了既得利益坚持维持现状,讨厌变革。和这个势力斗争,胜利与否关键在个人把握分寸和个人智慧上。怎么能在办事情的过程中不因为明枪暗箭丧失权力?这是艺术。改革过程中各种力量的较量,用现在的话说叫博弈。你又要做事,又要想办法保全自己,这两方面的平衡,是非常高的艺术,是李向南时代和后李向南时代所有改革家都在研究的问题。不能一味保护自己,否则就会同流合污,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不保护自己,可能又没有做事的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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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作品出版联络信箱:keyunlu@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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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4 17:06:53
Sourc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46b2950102e0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