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稳健进步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姆斯和教授吉原俊井基于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核武库的未来存在分歧：一派认为中国核力量仍将追求平稳发展，陆基导弹部队将一如既往地发挥主干作用；另一派则预测，中国拟实施“全面核升级”战略，既保持陆基机动洲际导弹(ICBM)的进步，同时加快核潜艇与潜射洲际导弹(SLBM)的更新步伐，“按照这一发展态势，未来10年，中国导弹核潜艇(SSBN)在质量和数量上将更接近美国”，这一派甚至预测，中国今后可能转而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有限核威慑”战略。

　　霍姆斯和吉原俊井对上述两派观点均不赞同，他们从战略高度对中国水下核力量加以分析评估，认为部署数量更多、战斗力更强的现代化核潜艇，并不一定预示着中国抛弃防御性核政策，相反，规模适度的水下核力量，只会进一步增强北京目前奉行的“最低核威慑”的成效。

　　和美、俄、英、法一样，中国在建设水下核力量时面临几个基本问题：采用何种部队结构？哪些因素会促使决策层更偏重核潜艇部队？需要多少导弹核潜艇才够用？要知道，核潜艇不仅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还会引发潜在对手的竞争性反应。

　　
   
需避免引发美国反弹
　　霍姆斯和吉原俊井认为，导弹核潜艇具有隐蔽性强、机动性好、续航力不受限等先天优势，能够降低遭敌先发制人的危险，不过，这些理论优势不可能促使中国完全依赖核潜艇。从政治角度看，中国政府首先要确保对核武库的有效控制，一旦潜艇部队规模扩大，政府能否将作战控制权下放给前方指挥官，是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要扩充核潜艇部队，也要防止引发美国“剧烈回应”的风险，确保中美保持相对稳定的威慑格局。

　　要想使中国水下核武库达到“两全其美”的程度，的确是件棘手的事情。两位防务专家进行了简单的计算：如果中国拥有4艘各自携带12枚巨浪-2导弹(射程8000公里)的核潜艇，每枚导弹搭载3颗核弹头，中国水下核武库将拥有144枚核弹头；如果中国部署6艘同型号核潜艇，每枚导弹搭载6枚核弹头，则核弹头总数将跃升至432枚，这种数量上的增长或许会引起华盛顿注意，甚至促使美方采取措施，继续保持对华压倒性核优势。

　　霍姆斯特别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能从陆上和海上同时对中国核力量发动“先制攻击”者只有美国，换句话说，中国核潜艇只需应对来自太平洋方向的威胁。与此同时，鉴于美军攻击核潜艇和航空反潜中队的数量在冷战后明显减少，未来10年间，美国不大可能在削弱中国核潜艇的生存力方面有太大的作为，又考虑到美国在建的反导系统也难以拦截潜射洲际导弹，在此情况下，即便中国陆基核力量在首轮袭击中全部丧失效能，中国只要有一艘配备多弹头的导弹核潜艇存活下来，依然能展开破坏性极强的核报复。

　　从这个角度出发，两位观察家的结论是，中国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英法模式(见参考资料)打造规模有限的核潜艇部队，即在装备可靠性过关的前提下，维持“最低核威慑”所需的4至6艘导弹核潜艇，其中两艘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即便一艘沉没，也可保持另一艘生存。

　　
   
三种策略可交替使用
　　美国防务思想界的主流相信，中国希望将导弹核潜艇集中部署在受保护的渤海和黄海，由攻击核潜艇、岸基航空兵和水面舰艇充当“卫士”，对企图入侵的对手予以反击。不过，这种待在自家后院的“堡垒战略”也存在风险——将核潜艇局限在相对狭小的水域，等于约束了它们的巡逻范围，必然增大其被敌方发现的概率，难以充分发挥核潜艇特有的隐蔽性。不仅如此，中国还需建设规模更大的海空军来保护潜伏在“堡垒”中的核潜艇。

　　除了“堡垒战略”，中国核潜艇也可能在友军掩护下，在漫长的海岸线边缘巡航。近年来，中国海军航空兵和水面舰艇更新速度较快，使之有能力在“第一岛链”以西夺取局部海空优势，一旦成功，中国就能使其核潜艇沿亚洲大陆东缘水域自由巡逻，即“沿海巡航”。

　　霍姆斯和吉原俊井猜测，中国还有一种最具雄心的选择，那就是将核潜艇前置部署到西太平洋，让更多的目标进入其射程。这种“公海巡航”(或称“前沿部署”)必然迫使美国派遣更多的舰艇和飞机到公海去跟踪中国核潜艇，由此牵制了美军用于其他方向的机动兵力。不过，“前沿部署”也将使中国面临与美国发生“全面核对抗”的风险剧增——中国导弹核潜艇以往从未开展过真正意义上的威慑性巡航，因此，哪怕是适度靠前的部署模式，也会传递出中国核战略有变的信号，从而大大提升美方的威胁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