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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读者要求我发表关于香港吵得热闹的「国民教育」的意见，但涉及政治我天生有抗拒感。后来知道一位历来不上街的朋友也跑到街上去，我好奇地叫另一位朋友传些资料给我看。传了三次，内容次次不同。看资料发表的日期，感觉上香港政府是「软化」了，仿佛悔不当初。
听说黎老弟智英在电台大呼「洗脑」。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这样说。举他为首只不过要在这里跟他过瘾几句。是的，我认为智英老弟最近撤出台湾撤得相当潇洒：赚了他们的钱，顺便借题发挥，把那里的政治斩了一刀。是金庸没有写过的无影刀法，而用的刀看来是「杨志卖刀」的那一把。不知智英老弟今天是否还在高举台湾的「民主」政制呢？
香港的故事变得有点天方夜谭了。香港人的脑子怎么可以「洗」的？成年人要不是满脑马经雀局，就是楼价股市，当然还要人浮于事，想着子女的前途要哭出来。莘莘学子呢？除了一小撮家境富裕的，居住环境家嘈屋闭，电视、雀局，加上电子游戏的声浪，天旋地转，洗脑不知要怎样入手才对。昔日的文化大革命有机会给青年们洗脑，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有趣的玩意。
我佩服香港的学子们。二十年前在港大跟一位好学生倾谈，她说居住的单位有四百平方英尺，只住六个人，在同学中算是较好的了。可惜电视常开，雀局常在，她和弟弟要戴上耳塞才能温习功课。这次听到洗脑的言论，我想到自己教过的无数学生，认为他们的脑子玉皇大帝也洗不了。香港的同学的兴趣只是娱乐与可以增加将来收入的知识，其他的打针也打不进去。
我不反对胡锦涛先生二○○七年说香港「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但胡先生不可能提供细节，就是有提及只能考虑，可以不管。同样，中联办有什么建议应该考虑，但只是考虑，怎样办他们管不着。香港的教育局显然满是自作聪明的人。我读到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国民教育课程指引理念肉麻，内容空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计这些课程的人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习那些东西吧。
「爱国」一词不应该直解。如果直解，我这辈子经历过的中国，大部分的日子绝不可爱。然而，偏偏就是我这辈子的人，经历过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的，对中国的孩子格外关心，愿意为他们付出代价。这是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第一本论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分析使然，非爱国也。
我没有理由希望今天的学子去经历老人家经历过的苦难，但想到六十多年前香港的同学的中语文字水平比今天的高出很多，一般可用古文下笔，有些懂得填词，而今天还活着的对中国的归属感很一致。我因而想到国民教育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入手。
国民教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其中最正确的定义是「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有多方面的阐释，而我认为对香港学子的学问与生计最有帮助的是教中国的艺术文化了。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中国的艺术文化是真学问，在中、小学而言——即是在非职业性的课程中——没有哪项科目能比传统文化的认识能对学子长大后的职业前途更重要。不管孩子长大后的职业是什么，在生计上对中国的文化有认识是大着数，何况那是非常有趣的学问。
四十年前，后来成为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的A. Walters到我西雅图的家作客，进门后看到壁炉上放着一只青花碟子，立刻说：「这是康熙时期的真品，值钱，要放在安全的地方。」后来知道此君对多种文化有研究，而朋友说那是他在经济学之外的重要本钱，使他在职位上到处有人招手。经济百科全书New Palgrave关于弗里德曼那项是此君写的，同学们要拜读，看看人家的学问变化。学问要学出变化，最容易是从艺术文化入手。所有艺术都重视变化，而从文化的角度投入是学变化的首选过程了。
不是说笑，一个青年长大后到市场找工作，应对时能表达一点文化知识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理由明显：日常的社会交际，严谨的学术不管用，体育、娱乐等话题免不了平庸，但文化的知识表达容易遇到同好，可以投入地倾谈，也显得自己好于学。
（二）中、西双方的文化截然不同，二者都是人类的骄傲，同学们都要学，问题是中国的文化比西方的难学很多，所以最好从小学学起。
西方的艺术文化主要起自达芬奇。只不过五百年前，但光芒不可方物，其变化有着明显的节奏，比起中国的是远为容易欣赏了。一个高中学生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衷心欣赏莫奈的莲塘，两天对莫札特的音乐着了迷。塞尚与巴哈远为困难，但用不上两个月的工夫。
要体会中国的艺术是远为困难了。我是个石章专家，但篆刻艺术要怎样品评我今天还不懂。书法我要经过几位大师指导，遍读前人的书法论著，才懂得欣赏。国画我不懂八大；其实中国古代的国画大师我没有一个真的懂，只是见到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懂得站起来。此站也，不是因为懂，而是发现荷兰伦勃朗的震撼西方的构图哲学范宽早就用得精妙。后者比前者早生六百多年。瓷器我懂徽宗、懂雍正，但不懂乾隆。汉玉雕难懂，而石上如果刻着大篆十个字我八个不认识！寿山石雕可能是唯一易懂的中国文化：不难看出康熙时期的杨玉璇与乾隆时期的周尚均是天才，而我引以为傲的是一个大发现：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林清卿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雕塑家。以刀作画，林公的艺术与技术超越了伦勃朗震撼西方的铜版蚀刻——绝对是，可惜有机会欣赏的人很少。中国的文字艺术也比较易懂，但推到魏、晋之前就比较麻烦了。
中国的传统艺术一律有深度，学懂了一般有趣，也给炎黄子孙带来震撼：真的吗，这些是我们的以往吗？这样一来，归属感油然而生，而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境界了。
中国的艺术文化难学，主要是因为重要的发展起于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其后的变化多而微小，一点一点地加上去，不像西方艺术那样有明显的派别风格转变。中国的艺术没有西方那么夺目，但纯而厚，耐人寻味。二者趣味皆高，但中国的要多花时间跟进才能领会，所以中国的文化要从小学起。
我很欣赏上海某小学，规定几岁的小朋友每星期背诵唐诗两首，其后转到宋词与古文去。我认为香港的学生从小一起要学习用毛笔写字，小小的时间投资将来的回报很高：懂得用毛笔容易学书法，也容易学国画。最近雷鼎鸣发表文章，主张学简体，放弃繁体。这不对，因为简体不能写书法：楷书可以，行书很难，而重要的草书是不可能的了。孙过庭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意思是说写草书，笔锋转差了一点就不是字。繁体字的草写有转弯的规格，转与不转由君选择，但简体没有这个选择，近于凡转必错。除了写书法，繁体要学，因为懂繁体不需要学简体——我从来没有学过简体，但阅读上半点困难也没有。倒转过来，我不懂得写简体字，但不需要懂，因为不懂得写繁体的内地青年多半懂得读，羡慕我这个懂得写繁体的人。再者，不管是古时还是今天，国画上题字一律用繁体——十多年前一位国画大师不小心在画上用了两个简体字，该画之价大跌。看来国画会继续用繁体题字，直到永远，正如印章用篆书几千年不改，观者读不出只能叹自己的学问不足矣。香港的小朋友们不要中雷公公之计，小小的投资学繁体，长大后可以表演一番——今天的香港还在教繁体是学子们的大幸。
还要指出孙过庭跟着说的一句：「真亏点划，犹可记文。」翻进这里的内容，是说：写不是草书的繁体字，写错了笔划无伤大雅。这些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既有深度，也过瘾。如果我有权话事，我会规定香港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前要背得出长达几千字的孙过庭《书谱》的整篇。那是一篇文采焕然、掷地有声、艺术哲理来去纵横的精彩文章，花几天背熟，再花几天解通，学子的终生享用其妙无穷也。
（三）最后要说的是文化教育课程的编排。这里香港的专家可能不够多，但内地是愈来愈多了。选出约九项题材吧：国画、书法、文字、陶瓷、石雕、音乐（尤其是古琴）、青铜、哲理（尤其是孔子）、金银器。然后每项到内地找两至三位专家写报告，说明是中、小学用的，也说明要有示范照片或图片，加上要提供参考读物。二万港元一份报告可以买到很好的。拿得这些资料，再在香港找中学老师重写及编辑，要说明资料的来源，中学与小学要有不同的水平，而老师们读了参考读物就可以教。
回头说北京上头的指示与下面的自作聪明，我是过来人，被下面封杀过无数次，有三本书整本骂我一个人，也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学约了我讲话但临时取缔。我认为这些不幸全部起于下面的自作聪明，与中宣部毫无关系。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后不久，我跟香港新华社的一位朋友说得清楚：「你们要我不写评论中国的文章可以，只说一句就成。你们要我写这种文章也可以，但不能教我怎样写，因为我不会写自己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的三十年，北京的朋友没有干扰过我。唯一的「干扰」是没有经我同意复制了几千本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属盗版，说明是「内部阅读」的。我高兴！
下面的干扰则无数。最明显的例子是二○○八年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内地一家刊物见到，要整篇长文刋登。我说可以，但一个字也不能改。他们同意了，但跟着来邮，建议修改三十多处，而大骂新劳动法的后记不能刋登。我回邮说：「你们改一个字我会法律起诉。」后来北京出版该文的中、英二语全文，一个字也没有改。北京根本不管！
我敢跟任何人打赌，如果寄一篇写得好的内容有点敏感的文章给十家内地的刊物，要求发表，他们回应需要删改的地方十家各各不同！这是各有各自作聪明的证据。
最麻烦是capitalist这个字。一九八二年我在英国发表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这个书名不是我起的，据说是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的要求。我反对，但他们坚持，我依他们的。这里capitalist不能译作「资本家」，要译作「资本主义」，书名因而译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为这个书名我在内地到处碰壁，显示着自作聪明的人可以很一致！不幸，为了这个书名我的《英语论文选》要推迟两年才能在北京出版。伟大天才不知何解也：该书名早些时在北京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中、英二语一书内出现过八次。
现在轮到科斯碰壁了。他和助手王宁为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写了一本厚很多的续集，题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翻了成中文，要在北京出版，但又是因为capitalist这个字过不了关！该书赞赏中国的成就，而capitalist这个字在西方只有马克思的传统有负面意识。其实当年英国的要求是问：中国会真的改革吗？但reform一词在西方很老土，很俗套，老生常谈得太多了：历史上无数的改革皆惨淡收场。Go Capitalist有点别开生面，会叫读者的精神抖擞起来。
国民教育，如果能阐释为有市场价值的学问，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上届的曾特首与今天的梁特首不需要猜测北京要的是些什么。另一方面，我认为今天内地的中、小学的思想教育（称政治课），也应该转向老人家在本文提出的范畴走。若如是，上苍有知，假以时日，中国每年的实质国民收入增加要以亿万计矣！何乐不为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