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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探源】
古代“玉冠”考
◎尚古玉
摘要：中国古代“圣王重冠”，史前已发明和应用各种“冠冕”，至周代尚有规范的“冠礼”制度。通过古文献与古玉雕的对照研究，证实中国远古时代已制用“玉冠”和“玉鸟羽冠”；红山文化玉雕“斜口圆筒器”，实为远古帝王“通天”戴用的“玉筒冠”，亦即后代所称的“通天冠”。
关键词：冠礼；玉冠；鸟羽冠；玉筒冠
一、“冠”与“冠礼”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几件“斜口圆筒玉器”，此类圆筒玉器，空膛贯通，粗膛薄璧，筒底口基本为圆形，筒膛由下至上逐渐变粗，上端为斜切大口，呈椭圆形向外敞开。类似的玉器，笔者也收藏了几件（见图1）。此类玉器发现之初，人们不知作何用途，有人说为玉杯，但却无底不能盛水；有人说为灰铲，但缺少把柄不便操作；有人说为臂饰，但端口锋利易伤胳臂；有人说为发箍，但长筒斜口并不利挽发；还有人说为乐器、武器、农具等等，不一而足，任意想象。因其用途不明，所以名称难定，于是人们根据外观形似马蹄，而形象地称之“马蹄形器”，这实属无奈的借代比喻，以方便称呼而已。近几年，随着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所谓的“斜口圆筒玉器”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据出土报告说明，“斜口圆筒玉器”多在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中发现，并多置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于是猜测似为部落首领头部束发用的“筒形玉冠”，因此可称“玉筒冠”。此器的底端两侧通常钻有两个穿孔，可以系绳固定于头上；或可将头发卷成发束套入圆筒，再用发笄贯通两孔和发束而将“筒冠”固定于头发上。个别无孔的“筒冠”，可以将发髻拉出上口绾结，再用发笄横穿挡于上口的方法来固定。因此，目前大部分人已认可此器为“玉筒冠”，可能为远古帝王或贵族头戴的“玉冠”。但令人疑惑不定的是，古代典籍中却不见“玉筒冠”的记载。
除了“玉筒冠”，笔者还收藏了一些其它造型的“玉冠”，其中有雕成鸟形的“玉鸟冠”，还有雕成鸟尾羽形状的“玉羽冠”（见图2）。之所以称作“玉冠”，是因为这些“玉冠”的底部两侧都有穿孔，可插入发笄，以便固定于头顶。但遍查古文献，同样找不到“玉鸟冠”及“玉羽冠”的有关记载。于是，不得不下点功夫进行古代“玉冠”的考证。
图1玉筒冠
图2 玉鸟羽冠
据目前所见古籍记载，新石器时代的“三皇五帝”时就已制用了“冠冕”。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冠义》：“《略说》称周公对成王云：古人冒（帽）而句领。（郑玄）注云：古人谓三皇时，以冒（帽）覆头，句领绕颈。至黄帝时，则有冕也。故《世本》云：黄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黄帝也。但黄帝以前，则以羽皮为之冠；黄帝以后，乃用布帛。”按东汉郑玄和《世本》的说法，“三皇”时代已有“羽皮”制作的“冠帽”了，“三皇”时的原始社会为游猎时代，原始先民猎取动物毛皮，做成包裹头和颈的皮帽，原始部落首领也是戴着“皮帽”统治天下的。待发展到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又发明和应用了“冕冠”。传说黄帝之妻“蚕神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织丝，由此生产出了“丝帛”，然后又用丝帛制成“帛冠”或“冕冠”，于是便有了“黄帝冠冕垂裳制天下”的文明史话。此后，“峨冠博带”也成了“华夏衣冠”的代称。
“冠”可谓人头部的服装，所以古人又称“冠”为“头衣”。因古时称人的头部为“元”或“首”，所以又称“头衣”为“元服”或“首服”。“首服”为全身服饰中“首先”或“最高”的部分，实为显示其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因此古人特别重视“冠”的形制以及“加冠”的礼仪。古籍中多有“加冠晋爵”仪礼的记述，证明古时的“冠礼”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比如记述周代礼仪的《礼记·冠义》就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故冠于阼，以着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冠者，礼之始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因此，男子成年之时，必须行施“加冠礼”，正如《礼记•曲礼》所说：“男子二十，冠而字。”意思是说男子到了二十岁，必行“加冠”之礼，并起用正式名字，表示已经成年。可见，“加冠礼”即为“成人礼”，“加冠”意味着正式踏入社会，也是为人遵行“礼义”的开端。而且，为表示“嘉事之重”，“加冠礼”仪式异常隆重和繁复，其仪式必须在宗庙举行，持续数日，经过三次祭祀、揖拜、醴醮、致辞之后，主持者分三次将“缁布冠”、“皮弁”、“爵弁”三种冠加戴于成年者头上，并穿上相应配套服装。“缁布冠”为黑布制成的布帽，属于初入社会的“始冠”；“皮弁”为鹿皮缝制的皮帽，规格比“缁布冠”更高贵一级，象征有所成就的社会地位；最后加冠“爵弁”，而“爵弁”应为享有“爵位”的贵族之“冠戴”，可谓最为尊贵的“官帽”。三次“加冠”，先是地位卑下的“缁布冠”，再是地位稍尊的“皮弁”，末后是地位最尊的“爵弁”，每加愈尊，隐喻冠者的德能与日俱增，所以说“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士冠礼》所记的“三加冠礼”，只是期望青年“成人”后会“三加弥尊”的象征性仪式，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地位待遇。比如最尊贵的“爵弁”，在现实人生中，须经多年奋斗，功成名就而“升官晋爵”之后才能“加冠爵弁”。古代爵位：公、侯、伯、子、男，都是极品高官等级，所以“爵弁”实为最高等级的王公诸侯之“官帽”，而一般人终生都可能得不到。因此，《士冠礼》最后说：“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像贤也。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其意是说，夏末之前的古代，根本没有公侯的“爵冠礼”，皇帝的长子也不例外，所以也没有“爵冠”之类。所谓“爵冠”及“爵冠礼”，只是商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由上可知，“三皇五帝”时的远古时期，已经发明和应用了“冠”，且由于“古者圣王重冠”，而特别重视“冠礼”。关于制作“冠”的材质，《礼记》中说了羽、皮、布、帛，却没有提及“玉石”等类；至于“冠”的形制，则语焉不详，所以有必要对“冠”的材质和形制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冠冕”形制
“三皇五帝”之前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御寒，猎取鸟兽的羽皮做成包裹头部的“帽”，古文中常写作象形的“冒”字。在没有严格等级制度的原始社会，“冒”的应用仅是御寒，还未升级为代表身份地位的“冠”。
《荀子·哀公》：“古之王者有鍪而拘领者矣，”杨倞注：“《尚书大传》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领者。郑康成注云：冒，覆项也。”
《淮南子·氾论训》：“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高诱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时也。”
“三皇”以后，随着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的逐步建立，“冠冕”制度也逐渐形成。人们为了符合礼仪要求而打扮体面，于是将散乱的头发扎束起来，“冠”就是因“束发”而产生的器具。“冠”本义是加在发髻上的发罩，所以东汉班固《白虎通·衣裳》说：“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发也。”《白虎通·绋冕》又说：“皮弁者何谓也？所以法古，至质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发也。”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也说：“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因此说“冠”的出现，与初期实用性的“帽”不同，而是后期顺应等级礼仪制度的产物。
关于“冠”的具体形制，先秦古籍提及甚少，如《礼记·内则》说：“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镐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另外《仪礼·士冠礼》也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看文中所说的“委貌”、“章甫”、“毋追”、“周弁”、“殷冔”、“夏收”、“皮弁素积”等词，含义古奥难懂，只能参见汉魏及南北朝文献所作的解释。
《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已练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汉代何休注解：“所谓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
东汉班固《白虎通·绋冕》解说：“麻冕者何？周宗庙之冠也。《礼》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庙之冠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冕仰黄泉之下，万物被施前冕，而后仰，故谓之冕。谓之诩（冔）者，十二月之时，施气受化诩（冔）张而后得牙，故谓之诩（冔）。谓之收者，十三月之时，气收本，举生万物而达出之，故谓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后乖也。诩（冔）张，故萌大，时物亦牙萌大也。收而达，故前葱大者，在后时物亦前葱也。……‘委貌’者，何谓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经》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谓之‘委貌’何？周统十一月为正，万物萌小，故为冠饰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统十二月为正，其饰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与极其本相当也。夏者统十三月为正，其饰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爵弁者，周人宗庙士之冠也。《礼·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经》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谓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为周尚赤，所以不纯赤。但如爵头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质，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纯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异何？古质也，以《士冠礼》知之。”
东汉蔡邕《独断》：“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为壳，广八寸长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头之色，前小后大。殷祝按蠛笮 Ｏ拇奎而赤，前小后大。皆有收以持笄。诗曰：常服黼冔。礼：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书曰：王与大夫尽弁。古皆以布，中古以丝。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汉云翘冠乐祠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冠垂旒。周礼：天子冕前后垂延朱绿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别。汉兴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诏有司采尚书臬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裏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於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裰椋杂星拔藓螅橛Ц魇悠溏分源裹W纩当耳。郊天地祠宗庙祀明堂，则冠之，衣黼衣佩玉佩履絇履。孔子曰：服周之冕，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
南朝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旗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
看以上解释：“周弁（委貌）”、“殷冔（章甫）”、“夏收（毋追）”为夏、商、周三代王族祭祀宗庙时所戴的“冠冕”，但其大小和颜色略有不同，如周代为小型棕色冠，商代为中型灰色冠，夏代为大型紫色冠。
关于“皮弁素积”的含义，主要是指“冠冕”的材质，如《白虎通·绋冕》说：“皮弁者何谓也？所以法古，至质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发也。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礼》曰：三王共皮弁素积。裳也，腰中辟积，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战伐田猎，此皆服之。”《白虎通·三军》也说：“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帻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凄怆也。伐者质，故衣古服。《礼》曰：三王共皮弁素帻，服亦皮素帻，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文中所提的“虞人”，为古时山林狩猎管理人员，因常披戴虎头兽皮而得名，“虞人”的“冠”本为“皮弁”，帝王“战伐田猎”时佩戴与“虞人”相同的素色皮帽。至于“素积”一词，《白虎通·绋冕》说“三王共皮弁素积”，而《白虎通·三军》又说“三王共皮弁素帻”，可知“素积”同于“素帻”，而“帻”为包头的布巾，“素”即原白素色，所以“素帻”即原白色皮布类的“素冠”。《白虎通·蓍龟》又说：“皮弁素积，求之於质也。”三代帝王祭祀时均戴原始质朴的“皮弁素帻”，以表示“至质不易之服，返古不忘本也”。
以上诸文都说“周弁（委貌）”、“殷冔（章甫）”、“夏收（毋追）”的形制相同，但具体形状还须仔细辨认，因为几种表述不大一致。
如《白虎通·绋冕》说：“周之冠色所以爵何？为周尚赤，所以不纯赤。但如爵头何？以本制冠者法天。”
而《独断》说：“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为壳，广八寸长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头之色，前小后大。殷祝按蠛笮 Ｏ拇奎而赤，前小后大。皆有收以持笄。”
《后汉书·舆服志》则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绢为之，皮弁以鹿皮为之。”
看以上的表述，原始“爵冠”含义比较一致，就是“如爵头”的形和色；但后来“冕冠”的形制则有所不同了。首先是材质不同，有鹿皮的，有丝帛的，有麻绢的，有竹木的，有系玉珠的等等；其次是尺寸大小不一，如有“广八寸、长尺二寸”，有“广七寸、长尺二寸”，有“长七寸、高四寸”等等；再次是形状也有差异，如有的“前小后大”，有的“前广后锐”，有的“前圆后方”，有的说“制如覆杯”，以至于搞不清这“冕冠”到底是方板状，还是圆筒状。于是，后代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冕冠”，如有布帛折成的“帻冠”，有条板高竖的“高冠”，有“覆杯”式的“筒冠”，有长板与圆筒结合并加玉珠串的“旒冕”，有框架外覆笼巾的“梁冠”等等。分析形成不同制式“冕冠”的原因，大概是随着三代以来等级制度的细化，代表不同职级官员标志的“冕冠”便出现区别了。所以说古代“冠式”的不同，主要源于官阶地位即“爵位”的差别。而“爵位”的名称，可能是因其所戴的“爵冠”而得名，因为“爵冠”的形状与颜色，本如“爵头”。
那么，何为“爵”以及“爵头”呢？实际上“爵”古时通“雀”，即“鸟雀”的别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鬯部》：“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雀者，取其鸣节足足也。”段玉裁注：“各本作象爵之形四字。今正。古文全象爵形，即象雀形也，小篆改古文省之。首象其正形，下象其侧形也。……爵引伸为爵秩字，假借为雀字。”段玉裁的意思是：“爵”字即“雀”字，“爵”字的上部象“鸟雀”的正面形象，“爵”字的下部则象“鸟雀”的侧面形象。
《说文解字•隹部》：“雀，依人小鸟也。从小隹，读与爵同。”段玉裁注：“今俗云麻雀者是也。其色褐，其鸣节节足足。礼器象之曰爵，爵与雀同音，后人因书小鸟之字为爵矣。《月令》：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高注《吕览》曰：宾爵，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
由上可知，“爵器”为“象雀形”的祭酒礼器，如夏、商、周三代的青铜“酒爵”都是仿照“雀形”造出的（见图3）。所以，“爵”字古通“雀”字，“爵”的甲骨文就是一个鸟头的形状（见图4）。先秦古籍中的“雀”字，常写作“爵”字。如现代成语“为丛驱雀”，而《孟子•离娄》中则说：“为丛驱爵者，鹯也。”再如成语“门可罗雀”，《史记•汲郑列传》说：“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而《汉书•张冯汲郑传》则说：“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
图3
青铜爵
图4 甲骨文“爵”
因此，所谓“爵弁”可理解为“雀弁”，《白虎通》所说的“爵色”即可理解为“雀色”，夏、商、周三代的“冠色”如同“雀色”，如“夏玄”即如“黑雀色”，“殷白”即如“白雀色”，“周赤”即如“红雀色”。而《白虎通》所说的“如爵头”，即“如雀头”，可知“冠”的形状象鸟头一样。《后汉书·舆服志》说得更为详细：“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
“鸟雀”种类众多，古代的“爵弁”，根据官职类别和级别而制成不同的鸟类式样，如“鹖冠”、“鹬冠”、“鵔鸃冠”、“鹊尾冠”等。其制作材料也有皮、布、木、竹、金属等多种，大概因为样式和材料多种多样，所以《仪礼》中就不便细说“爵弁”的材质了。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说：“所谓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似乎文官头戴“爵弁”，而武官头戴“皮弁”。此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因为“皮弁”主要指“弁”的材质，而“爵弁”主要指“弁”的形状，完全可以用“羽皮”做成“雀形”的“爵弁”。况且《后汉书》中也记载了“雉鹖”形的“武冠”。
《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縠单衣。虎贲将虎文裤，白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上述文中所说的“褐冠”，实源自“鹖鸟”的形象。鹖鸟，属于雉科鸟类，因外形酷似大公鸡，民间又称“角鸡”或“褐马鸡”（见图5）。鹖鸟为我国特产珍稀鸟类，现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鸟类学会的会标就是“鹖鸟”。鹖鸟的成鸟高约60厘米，体长1米多，体重近5公斤，羽翅短小，不善飞行，两腿粗壮，善于奔跑，常从山上向下滑翔飞行。全身羽毛深褐色，头顶长着冠状黑色短羽，嘴巴粉红，脸部鲜红，眼睛后面有白色颈圈，两簇雪白的绒毛突出于脑后，象一对犄角，因而得名“角鸡”。鹖鸟身体羽毛基本呈褐色，而最引人注目处是漂亮的尾羽，尾羽共有22片，泛紫蓝色光泽，长羽呈双排列向后翘起，形似马尾，因此得名“褐马鸡”；其尾羽中央两对特别长大，高翘于其他尾羽之上，故被称为“马鸡翎”。鹖鸟性情暴烈、骁勇善斗，宁死不屈，雄鹖之间常为争夺配偶而殊死搏斗。战斗之前，雄鹖为震慑对方，昂首伸颈，尾羽高翘，威风凛凛，鸣叫宏亮，声震千米之外。“鹖鸟”的勇武精神甚得人们赞赏，古代帝王因此选用威猛斗狠的“鹖鸟”作“武冠”的造型，而称名“褐冠”，就是希望武将们象“鹖鸟”一样勇敢善战。此类“鹖冠”，古文献中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形，宋代聂崇义纂辑的《新定三礼图》中虽有“爵弁”和“武弁大冠”的图画，但其形状均为平板式或圆顶式，并不见“鹖鸟”形象，估计“鹖冠”原型已失传而非古制了。近些年陕西西安附近的唐墓出土了一些彩陶俑，被称作“天王俑”的头冠装饰鸟雀，看鸟的形象酷似“鹖鸟”，可算古代武官所戴“鹖冠”的传承（见图6）。
“爵弁”的名称大概出于周代，因为对冠帽的称呼，夏代时称为“夏收”，商代时称为“殷冔”，到了周代才称为“周弁”，而“爵弁”可能就是“周弁”的一种。周代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逐渐强化及细化，“冠冕”的形制也随之多样化了。如帝王级“皇冠”的制作材料更加精良，其形状也愈加复杂化并富于装饰性了。如附加上卷梁、漆布、金钮、缨绶、玉旒（玉珠串）等各种装饰，于是“爵弁”便改称作“冕旒冠”了。如《礼记·玉藻》所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为祭。”再如《汉书·礼仪典》所说：“冕，帝冠，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裹里，元表，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其绶朱色为组缨”。与“冕冠”取代“爵弁”的同时，“爵弁”的“雀形”也悄然隐没了。于是，春秋战国以后的典籍中，只见“爵弁”之名而不见“鸟雀”之形了。而“冕冠”又几乎被皇帝垄断专用，而成为“皇冠”了。
三、“玉鸟冠”考
中国古代的“冠礼”制度，基本形成于西周，古代记载“冠冕”的多为东周及战国时的古籍，如《周礼》、《礼记》、《仪礼》，即后人简称的《三礼》，但《三礼》所记周代的“冠冕”形制，仅为文字资料，真正的“冠冕”实物则很难见到。因为古代“冕冠”多用皮、丝、布、竹等材料制作，经过几千年的浸蚀，早已腐烂殆尽。另外，中国周代的“冠仪”制度，主要是以中原地区周朝政权为代表的“中国”制度，东周以后周天子逐渐失势，春秋战国乱世纷争，“周礼”制度基本破坏，所以孔子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疾呼“克己复礼”。后至秦始皇统一中国，重新规范文化制度，再经汉代几百年的规整，最终形成了以汉人文化为主的“汉服”制度。但不幸的是，汉后经过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外族不断夺权执政和改制易服，导致“汉服”文化制度几近失传。直待北宋统一中国重建汉人政权后，为恢复正宗的礼制，则须对失传的礼器和礼服进行考证确认，如北宋聂崇义所作的《新定三礼图》，就属此类专著。
《新定三礼图》中所列“冠冕”二十几种，主要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根据《三礼》记载及前人注解而画出的“古弁冠”，如“缁布冠”、“太古冠”、“皮弁”、“爵弁”、“委貌”、“毋追”、“章甫”、“周弁”等，其形制基本为皮帛类摺叠包裹形成（见图7）；第二类为帝王公侯所戴的“冕”类，如“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等，这些“冕”的形制差不许多，都是由圆筒状的“冠武”托连长条板状的“綖板”，“帝冕”与王侯的“王冕”的区别，仅在于“綖板”前后垂挂的“玉旒”数量不同，“帝冕”十二旒，诸侯、公卿等而下之为九旒、七旒、五旒，以致无旒（见图8）；第三类是文臣、武将所戴的“士冠”类，如“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方山冠”、“长冠”、“法冠”、“武弁冠”、“却敌冠”、“术氏冠”、“巧士冠”、“进贤冠”、“建华冠”等（见图9），这些“士冠”的形制相近，都是底部环箍上加皮帛类摺叠包装，有的为使皮帛坚挺，还在内部加撑铁条的“铁卷梁”，而称为“卷梁冠”。“卷梁冠”内的“铁卷梁”数量不等，根据官阶而分为“九梁冠”、“七梁冠”、“五梁冠”、“三梁冠”。看《新定三礼图》中的“冠冕”类，第二类“王冕”和第三类“士冠”，聂崇义明确说是参考《汉书》与《后汉书》的记载而绘制的，所以说二、三类“冕冠”实为“汉服”形制。而第一类“古弁冠”基本为“周制”的样式，至于周代以前的“太古冠”，聂崇义虽引用他人所作三图，却注说“旧图有此三象，其本状及制之大小未闻。此皆不本经义，务在相沿，疾速就事。”可见所谓“太古冠”只是根据沿袭的传说而画出，似不足为凭。看其图示，也似为皮帛之类制成，而皮帛类物质极易腐烂，肯定不会有实物遗留下来。即便是金属材质的框架，经过几千年的腐蚀，也很难完整保存下来。夏商之前的文物，大概只有不腐不烂的玉石制品尚可遗存下来。所以若考察史前的“太古冠”，恐怕只有“玉冠”还可能作为物证。
“爵弁”之名可能出于周代，但命名“爵弁”来源的“雀形冠”应更早就有了，因为夏商时代的青铜器“爵”的造型，便是抽象于“鸟雀”形状。中国古代器物的制作，玉器远远早于青铜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就是玉器时代，所以在“青铜爵”之前应有“玉爵”，而“爵冠”也应有“玉爵冠”，只是迄今官方考古发掘尚未发现而已。目前所见有明确考古记录的古代“玉冠”，仅有寥寥几件，一是1970年江苏吴县灵岩山北宋毕沅墓出土的“玉花冠”，此冠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冠高6厘米，长9厘米，外形作花瓣状，周围镂雕双层绽开花瓣，顶部雕两片合瓣；冠内挖空，冠下端两侧对钻有双孔，插入一束冠发笄（见图10）。二是1979年江西省南城县岳口乡游家港村明代益宣王朱翊墓出土的“玛瑙冠”，此冠为卷梁式的“七梁冠”（见图11）。此外，未见明确考古记录的博物馆藏“玉冠”尚有几件，如上海博物馆藏的“玉冠”，此冠据称为清代“玉冠”，也是“七梁冠”（见图12）。形状类似的“卷梁玉冠”，英国大英博物馆也有两件（见图13），一件未标年代，另一件标称为六朝时的“玉冠”。加拿大人巴尔先生也收藏有类似的“玉冠“（见图14），看以上这些“玉冠”的形制均为“卷梁冠”，估计为唐宋以后模仿汉代的“卷梁冠”样式而制作，既非《礼记》所载“周制”，也非“帝冕”，因为这些“卷梁冠”，都是“五梁冠”或“七梁冠”，够不上“十二旒帝冕”的规格。
古代汉晋以前的“玉冠”实在难见，而文献记载的说法也模糊不清，只有通过另外途径加以考察。比如出土的古代玉石作品，完全可以作为可靠的物证。汉代“冠冕”的样式，可以参看出土的“汉画像石”。汉代的画像石上，王公贵族头戴的冠饰多样，但因“画像石”为平面浮雕图，所以看不清其立体形状及内部结构，当然也看不出其材质为何。但看这些冠饰的大体形状，与《新定三礼图》画的“冠冕”近似，可见《新定三礼图》画法有所根据，基本属于“汉服”制式。“汉画像石”中还有神话传说的东王公、西王母、织女星神以及“三皇五帝”形象，如伏羲、女娲、神农炎帝、禹帝等（见图15）。
图15汉画像石：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神农炎帝、夏禹帝
这些神话和传说人物的冠冕形状，也许是有所传承，也许是根据传说而造型。如西王母的冠饰，《山海经》描述为“蓬发戴胜”，而这“胜”，有说为“方胜”，有说为“华胜”，或“花纹方胜”，还有“三青鸟为之使”，所以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蓬发高髻插戴“胜簪”且头顶“青鸟”。再如传说炎帝神农发明农业，可谓农业专家，而禹帝堪称水利专家，他俩常年在野外奔波，治理水土，所以头戴挡风遮雨的斗笠式王冠。斗笠为竹篾编成的简易实用冠戴，比较符合远古皇帝冠饰的原始古朴特色。再看最早的皇帝伏羲和女娲，古来传说甚多，有说他俩为兄妹，也有说为夫妻，伏羲逝后，女娲接任皇帝。因伏羲、女娲为初始人文皇帝，时代遥远且史实模糊，其事迹传说近于神话，所以其形象非同常人而为神形，因而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通常画作“人首蛇身”，或称“人首龙身”。伏羲、女娲的下身虽为“龙蛇”，而上身仍为人形，其冠饰也近于常人。女娲的冠饰稍微简单，或挽发高髻，或着花瓣式的“华冠”；伏羲的“帝冕”，则复杂多样，有的类似《三礼图》中几个尖角的“玄冠”，有的类似前高后矮的“爵弁”，有的类似前矮后高的“太古冠”，可见远古“帝冕”的样式已经失传，以致无法统一规范画法了。
这些画像石都是汉代作品，距今也就2000多年，而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则是距今4000多年至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而那时的“帝冕”，考古发掘至今尚未发现。不过，我们从科考出土的“玉人像”上，也许可以见到汉代以前的上古“玉冠”，甚至史前的远古“玉冠”。比如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神首”上则雕有“竖线纹高冠”（见图16），此类“竖线纹高冠”虽说出土于商代墓中，却不一定是商代制作，也可能是商代人收藏的史前古玉器，因为类似的“竖纹高冠”，在石家河文化“玉神像”头上也有（见图17）。又如更早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神像和玉佩神像，头顶上也戴“线纹大冠”（见图18），说明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此类“线纹大冠”。
图16商代玉神首
图17石家河玉神像 图18良渚玉器纹饰“戴冠神像”
细看这些冠饰上的线纹并非象后代“卷梁冠”形成的纹样，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出金属的“铁卷梁”。这些既高且密的纹饰，大概只有集束鸟羽可以形成，所以这类“线纹高冠”实为远古部落首领戴的“鸟羽冠”。原始社会为游猎时代，部落首领往往用猎取的大鸟羽毛做成标志性冠饰，此种习俗至今在某些原始部族中遗传，如中国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仍保留头戴“鸟羽冠”的原始习俗。云南白族戴的“凤凰帽”和贵州苗族戴的“锦鸡冠”都可见原始“鸟羽冠”的影子。虽然有的制帽材料已换作布帛或银箔，但其形状仍类似远古“鸟羽冠”，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巨大的“扇形冠”，其形状酷似良渚神像头顶的“大羽冠”（见图19）。这也印证了西南少数民族为古代东夷族后裔的传说，因为东方夷族原始部落崇祀的图腾就是“神鸟”。
“夷”字本身就是“持弓人”的象形，善用弓箭猎鸟的东夷人，常用鸟羽作为装饰，因吃穿皆依赖于鸟类，所以崇拜“鸟神”并祀为氏族“图腾”。因此，“鸟图腾”部落氏族又被称为“鸟夷”。远古“鸟夷族”的帝王为“少昊帝”，少昊氏部落被北方来的“黄帝”部落打败，大部分东夷人被黄帝族兼并，少数东夷人退避西南地区，即后代所称的“三苗”、“九黎”。由云贵地区少数民族的“鸟羽冠”，可见遗留的东夷族“鸟图腾”崇拜。留在原地融于黄帝族的东夷族后裔，后来复兴建立了商朝，初建都于曲阜，后西迁安阳而称“殷商”。殷商人意欲传承少昊氏族的“鸟图腾”，所以商代玉器和青铜器上多有鸟形纹饰。如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玉鸟人”（见图20），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的西周“鸟冠玉神像”（见图21）和“鸟形冠玉人”（见图22），他们头部都装饰“鸟形冠”，可算古代“鸟冠”的物证。
图20商代玉鸟人
图21西周鸟冠玉神像
图22西周鸟形冠玉人
后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夺取朝政，而遗留东部的殷商二十万军民却去向不明。据说这些遗民流落到美洲建立“殷地安”即“印第安”部落，所以印第安部落的“图腾柱”上，可见其先祖神像头顶神鸟的形象，可称“鸟冠祖神”（见图23）。至今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头戴“翎羽冠”，实际为“鸟羽毛”的展现，可称“鸟羽冠”（见图24）。
不管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还是美洲印第安人，都是远古东夷族的后裔，作为图腾标志的“鸟冠”或“羽冠”，证明他们都遗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习俗。笔者藏有一批古玉雕“鸟冠神人”，神人头顶都雕饰“鸟形冠”，即为远古时代东夷部落的“玉鸟图腾”，其中几件与印第安人木制的“图腾柱”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图25）。笔者还藏有几尊史前古玉人像，可见中国远古祖先头戴的“鸟羽冠”与印第安人所戴何其相似（见图26）。还有一些取象于鸟尾而略加变形的“翎羽冠”，其下部钻有发筓穿孔，明显为实用的“玉羽冠（见图27）。察看这些“玉鸟冠”与“玉羽冠”，造型古朴，沁色老旧，工艺类同红山文化玉雕，明显为史前高古玉器。这些古玉“鸟冠”，可谓后代所称“褐冠”或“雀弁”的早期造型，因其体重较大，不宜日常戴用，估计可能作为象征性礼器，在举行仪式时临时戴用一下而已。但由这些“玉鸟冠”与“玉羽冠”可证远古东夷部落的“鸟图腾”的存在，同时可见中国创行“冠礼”的历史源远流长。
四、“玉筒冠”考
在尚无成熟文字的史前时代，关于史前“玉冠”的记载肯定缺乏。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玉人像，其头部装饰有冠状物，似可补古籍之缺载。如安徽凌家滩史前遗址出土的玉人，其头顶便雕有扁圆形冠状物（见图28），因其为片雕，很难看出圆冠的具体形状，但参看上海博物馆藏的史前玉人头戴的圆箍形头冠，大概同属一种类型头冠（见图29），此类头戴圆箍形冠的玉人像，湖北石家河史前文化遗址也有发现（见图30），可见史前原始社会人们常戴这类“圆箍冠”。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史前玉人头像，此像怒目圆睁、阔嘴獠牙，似人非人，可称“玉神像”，其头顶戴有稍小一点的“圆箍冠”（见图31）。此类“玉神像”与湖北石家河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神像”（见图32）造型极为相似，均头戴“圆箍冠”，估计同为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玉雕。与石家河“玉神像”面部造型类似的还有加拿大巴尔先生所藏的“玉神像”，可见其也应属于石家河文化类型“玉神像”（见图33）。但巴尔藏品“玉神像”头顶的“圆箍冠”更为高耸，若为圆雕的话，此冠肯定应为“圆筒冠”，这也算是远古“玉筒冠”的一个旁证。
再看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斜口圆筒玉器”（见图34），其形状完全同于中国故宫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筒形冠”（见图35），可见英馆的“斜口圆筒玉器”应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筒冠”，略有不同之处仅在于英馆的“玉筒冠”外表雕刻神面纹，估计出产时期略晚一点。笔者也藏有两件外表雕刻纹饰的“玉筒冠”，一是“展筩”凸雕“蝉纹”，大概为史前之物；二是浮雕神面纹，可能为晚一些的商周之物（见图36）。
图34英馆玉筒冠 图35故宫玉筒冠 图36笔者藏品“雕饰玉筒冠”
总之，由以上古玉文物可证，红山文化“斜口圆筒器”并非某些人所说的“马蹄形器”，而是远古时代的“玉筒冠”。这些“玉筒冠”遗埋地下5000多年，后人未曾得见，以致失传而不见载于古籍。但从后人根据传说而作的记载中，似乎还能看出点影子，如《新定三礼图》中画的“太古冠”，即呈圆筒状，但冠顶封闭，不像“玉筒冠”上下贯通，可见此“太古冠”已非远古之制，只是上古“缁布冠”的遗象而已。《新定三礼图》还载有一种“通天冠”：“《后汉志》云：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有展筩。……图制或殊，更存一法，他皆类此。”文中说“直下为铁卷梁”，看其附图，应属“卷梁冠”之类，然因何得名“通天”？则难以想象。其文说是根据《后汉书·舆服志》所言而画，又说“图制或殊”，可见汉后“通天冠”的形制已失传，若依据《后汉书·舆服志》中部分文字描述：“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说的倒像红山文化“玉筒冠”的外形，只是没说内部是否为空筒。笔者以为，既名“通天冠”，似乎应为“敞口空筒冠”，戴冠者可通过“敞口空筒”以“通天”。《后汉书·舆服志》中将“通天冠”排在了“爵弁”类的首位，其后的“高山冠”、“远游冠”统说“制如通天”，可见“通天冠”早于各类冠，且为各冠的典范。早于《后汉书》的东汉《汉官仪》说：“天子冠通天（冠）”，可知“通天冠”为规格最高的“天子冠”，只有“通天”的“天子”才可佩戴，据说秦始皇就常服“通天冠”。汉承秦制，汉代皇帝也常戴“通天冠”，所以《汉官仪》说：“天子冠通天（冠）”。但“通天冠”的具体样式，《汉官仪》中并未细说，而南朝的《后汉书》关于“通天冠”的描述也不明确，以至于宋朝的《新定三礼图》将“通天冠”画成了与“方山冠”几乎一致的样子，可知远古“通天冠”式样已经失传。
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玉筒冠”，实为远古帝王头戴的“通天冠”。其根据：一是古玉器为古代帝王“以玉事神”的专用宝器，“玉筒冠”则为天子（天之子）“通天神”所用的“天子冠”；二是“玉筒冠”本身的形制适宜头部佩戴，文化遗址中通常置于部落首领头部；三是尚有高古玉雕“戴冠神像”以作旁证，比如笔者所藏几尊古玉神像，即表现了远古部落首领（先帝）加冕“筒冠”之形象，因先帝相貌非凡而雕塑如神，所以此类玉雕可称“戴冠神像”（见图37）。原始部落首领通常身兼大巫师，宣称自有“通天”本领，可代表天神统辖众民，其标志就是头戴“空筒敞口通天”的“通天冠”。所以，后代的皇帝号称继承“天统”的“天子”，为表现其“通天”特征，也循例头戴“通天冠”。另外，笔者还有一尊头部造型甚为奇妙的古玉神像，其头顶直接雕成“筒冠”形状，似乎神人头脑直接“通天”，此玉雕可称“头脑通天神像”（见图38）。古人雕此神像，大概就为表现“神脑通天”之寓意，由此也可明晓“通天筒冠”形制的创意原理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圣王重冠”，史前已发明和应用各种“冠冕”，传至周代尚有规范的“冠礼”制度。通过古文献与古玉雕的对照研究，证实中国远古时代已制用“玉冠”和“玉鸟羽冠”；而红山文化玉雕“斜口圆筒器”，应为远古帝王“通天”戴用的“玉筒冠”，亦即后代所称的“通天冠”。
2014年4月于济南“尚古玉堂”
2014-04-27 00: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