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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晏扬　

　　近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对“站街女”进行集中整治，警察假扮嫖客，利用录音录像设备固定证据，抓获4名“站街女”。为了避免“站街女”有所怀疑，假扮嫖客的警察年龄都在40岁以上，服装不能整齐干净，衣服口袋里只允许装100多元现金。

　　“站街女”拉客招嫖是违法行为，警方理应加以整治和打击。但在法治社会，即使是打击违法行为，方式和手段也要合法，不能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效怎么来。

　　这原本是一个常识，但越是常识的东西往往越容易被忽视。警察假扮嫖客抓“站街女”，效果的确不错，可惜这种执法方式不正当、不合法，大有“钓鱼执法”的嫌疑。

　　最著名的“钓鱼执法”案例，当属2009年发生在上海的私家车主孙中界“自断手指以证清白”事件。运管人员假扮乘客引诱私家车主载客，警察假扮嫖客引诱“站街女”拉客，两者异曲同工，都是以“钓鱼”的方式执法，以引诱、欺骗的手段收集证据。

　　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这说明，“钓鱼执法”是不合法的、被明令禁止的，警察假扮嫖客引诱“站街女”拉客，通过这种方式收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同时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虽然警察利用录音录像设备获取了证据，并足以表明“站街女”拉客招嫖的事实，但因为这些证据不合法，所以从法律上讲，不能据此对“站街女”实施处罚——这正是“钓鱼执法”的尴尬之处。长安路派出所依据“非法证据”拘留4名“站街女”，严格来说，拘留决定本身也是不合法的。

　　“钓鱼执法”不仅不合法，而且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嫖客与卖淫女是相辅相成、彼此依存的关系，“卖淫”与“嫖娼”缺一不可——正如“捉奸捉双”一样，警方要认定卖淫者，必须有嫖客作为证据。

　　长安路派出所既然认定4名“站街女”卖淫，那么嫖客是谁呢？没有嫖客又怎能认定卖淫呢？所以个中悖论在于：如果暗访的警察不被认定为嫖客，那就不该认定4名“站街女”卖淫；如果认定4名“站街女”卖淫，那就要同时认定暗访的警察是嫖客。

　　长安路派出所可能会辩解：警察暗访是要搜集证据，引诱卖淫女现身。这种说法看似很正义，但被抓的“站街女”其实也可以辩解：她们“站街”是为了引诱嫖客现身，搜集证据，为打击卖淫嫖娼作贡献。这当然是狡辩，但警方有证据证明她们是狡辩吗？没有，因为“交易”没有完成，甚至没有真正进行交易。

　　笔者以上所言，当然不是为“站街女”辩护，而是想重申一些常识：执法者首先要守法，不能因为目的正义就不择手段；法律不只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更是用来约束当权者和执法者的；只有执法者带头恪守法律，法治社会建设才会有保证。警方打击卖淫嫖娼本是正当行为，但因为方式和手段不合法，使得正当性被消解，进而引发舆论质疑，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2014-09-22 17:00:05

原始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5929780102v0e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