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说“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其实我们对一直被埋没的“朱启钤”，也应该重估！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1872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这是百度百科上对“朱启钤”这一词条的解释。但是如果你继续做进一步的阅读，会发现他长达近一个世纪（享年92岁）的人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正如学者王世襄曾经说的：“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得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也许是他在学术上的声望被他重要的社会职务所掩盖了！

在科举时代的清末他是光绪举人，但他不是文人，成长在开风气之先的湖南，二十二岁从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来，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 界，先后寓居津、沪。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长长的任职履历我们很难发现他的学术价值。

无数个“第一”让他当之无愧的成了先驱。

朱启钤积极主张旧时的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是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要将城市的一部分山水园林化。因此有了实际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座公园——北京中山公园。此后，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处名胜风景区。他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后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朱启钤喜好收藏，尤以缂丝收藏为最，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他从恭亲王奕欣的后人手中购得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1950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些还都是他任职之外的举手之劳。

由于职事所在，清末，他督建过济南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民国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北京旧城的改造：北京街上装了路灯，在前门大栅栏推行单行道制，而且从他开始有了路旁的绿化树木。这还不算什么，由于袁世凯支持他，送他一只银镐，红木银箍，“上镌“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在雨中敲落第一块古老城墙上的砖，“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
从1915年起，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建设，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街，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之下改造与打通的。天安门广场有今天的气象，全靠当年有了朱启钤！

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是大典筹备处的处长，这也许就成了他日后遭人诟病，被人遗忘的一个原因吧，事后他被通缉，后因其才尚可用，很快被赦免，特派为南北议和总代表，虽然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了《营造法式》，梁思成最早得到的那本《营造法式》是父亲梁启超寄到美国给他的，在家信中，梁启超说：“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信中的朱桂辛就是朱启钤。从此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立志要解读这本中国古老的建筑书。

1929年雄心勃勃的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为此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东北大学建 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在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后来两人都各自写出了《中国建筑史》。

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靠这个起家。直到现在，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作为无数领域的开路先驱，朱启钤改变着这一切。我早年有一本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园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书的最早刊印也是由朱启钤在1930年完成的。

多年来朱启钤的先驱形象几乎被人遗忘殆尽，散见的仅是一些故旧的简短回忆：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女士写过回忆文字，王世襄在他的《锦灰堆》有对朱桂老的感激……王世襄对《髹饰录》的研究就是朱启钤交给的任务。

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看出林天宏的短文《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继而这篇文章被选为2011年福建省的高考试题，朱启钤的名字才开始被人们记起。

1956年， 已经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终于出版了《营造法式》（上卷），细加注释。《营造法式》不再是无人能识的天书。不过，此时中国营造学社被视作“反动学
术团体”，已经消散。梁思成为这书写序时，曾经反复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写道：“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用处”。想了很久，他把“用处”划掉，改成“直接关联”。后来，他又划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几个词，沉吟之间让人心酸。朱启钤当年曾依照《营造法式》，由梁思成设计，找工匠盖了一座私宅。今天这座院子已经是个大杂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