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人数: | |
| 总访问量: | |
| 总文章量: |
|
|
湖南人
作者：王鲁湘（2015.5.28在岳麓书院讲坛讲话实录）
“远山崷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掛海棠前。”这是唐代名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潭州偶题》，他写的是在二月天的时候来到长沙，看到漫漫桐花的景象。还有一首出自于唐代诗人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中国几乎是后人皆能背诵，这首诗是不是写的岳麓山景不好说，大才子袁枚劝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将当时的红叶亭改为爱晚亭，却是缘自这首诗。爱晚亭从此名闻天下。
我过去在湖南生活26年，我的籍贯不是湖南，我的父母都是1949年，那一次天翻地覆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间，随着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来到湖南。我在1956年出生于邵阳，2岁再随父母到了涟源，一共在湖南生活了26年，从籍贯意义上，我不是湖南人，但是我一直跟所有人都说我是湖南人，因为我生命的前26年，没有离开过湖南一步，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习性，都是湖南的生活习性，而且我自认为我的性格，也是湖南人的性格，而且我会说长沙土话，也会说涟源土话。
湖南的天气，在四季之中，长夏和冬天的色彩要单调一些，夏天是墨绿，冬天是白色，春天和秋天都不长，炎夏就接踵而至。春天里印象最深就是二月里的桐花，自古桐树是湖南重要的树，桐花是二月底开，早春二月的细雨在湖南是很冷很冷的，是一点一点侵入骨髓的。湖南的秋天，除去24个秋老虎也不多，湖南的红枫很多，枫树是真正的栋梁之材，秋枫有一种烈酒的性格，它的红也不是那种很纯正的红，如果说纯正的红是100度，那么秋枫的度就是120度或者150度。
我小时候住的蓝田，屋后的山坡上就是一棵枫树，需要3个小孩才能抱得住，我们用刀子切，树的皮，让我们惊叹的是，枫树皮被切下以后，它流出的汁液像流血一样，几场阴雨之后，它们俊俏的身段躺在下面，慢慢在半空中的激情降低，生活在湖南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二月天的桐花和霜天的枫叶，与湖南人的性情有什么联系，远离湖南之后才有这种感觉。
说到我们湖湘的文化，或者是湖湘学派，一定要提到一个大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他首次命名了洞庭湖以南地区的湖南学派或者说湖湘学派，那时候湖南还不是一个分区，所以湖南指的就是洞庭湖之南的一个地方，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省的行政概念。
我们也都知道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出名，也是因为朱熹，因为他这个人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民俗史，包括中国乡村建设中间，他所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大了，他到我们岳麓书院来，和张栻会讲，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一些诗文，他有一首叫做《怀岳麓》的五言诗：“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这是朱熹到岳麓书院来，进行了一个著名的朱张会讲以后，离开了湖南，写了一首怀念岳麓书院、岳麓山、湘江，包括这里的学人、朋友的感情非常真挚的一首诗，这首诗里头用到了风月，用到江湖，用到了悠然长啸这样的词语和概念，那种学术生涯好象让他非常怀念，离开以后仍然心驰神往。我们知道一个理学家在他的诗中，又是风月、又是江湖，又是春水、又是长啸，好象和他的身份不搭调，其实这正是一种哲学本体论的生命情调。
从朱熹的两首诗中，我看出了中国湖南在古代的士大夫中有双重印象，当他身在湖南山水之中的时候，他会触景生情，而当他同湖南山水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种逍遥远眺的时候，他又会认为那是一片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江湖。说起江湖，我们中国大地上大部分的地区，或有江而无湖，或有湖而无江，有江有湖，江湖连属，出江入湖，出湖入江，江湖一片水云乡的好地方。从长江入洞庭，再沿湘、资、沅、澧，汩罗江，可以一棹而抵湘中、湘南、湘东、湘西。古人在湖南流徙宦游的踪迹，基本上也是沿水而行。我想这样的地理环境，一定给游历湖湘的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家都看过钱钟书的《围城》，30年代抗战期间，来到湖南的这些文化、教授，到更深入的湘中的地方去，比如《围城》中的三闾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涟源一中，写的那个钟楼，我们那时候都是听着那个钟楼悠扬的钟声上学、下课，可惜那座钟楼，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被拆掉了。因为《围城》这本书，大概在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才用中文出版，我才知道写到了我们蓝田、写到了钟楼，后来《围城》又拍成了电视剧，由陈道明他们演的，有几个镜头很深刻，也就是说一直到那个时候，到湖南来，要想深入到湖南的内地，都只能是沿水而行。
在文化心理上，中原人士的南极是潇湘，经常是作为我们的地标建筑，而这个地理标志的中国文化圈的南极，所谓“雁知春近别衡阳”。春天要来了，连鸿雁都知道要告别衡阳北飞了。在唐人看来，潇湘仍然是遥远的地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写道：“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渤海边的碣石山是文化心理上的北极，潇湘是南极。说潇湘是南极，意思是它仍然属于中原文化区，只不过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南缘罢了。过了潇湘，如岭南，如黔贵，那就是荒服檄外之地，是另一个文化区了。于是我们湖湘的景物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便是中原文化最自在的。正如米芾《潇湘八景》描绘的一样。但是，即便在米芾描画的“际以天宇之虚碧，杂以烟霞之吞吐，风帆沙鸟，出没往来，水竹云林，映带左右”的潇湘景象里，“江湖”也是一个蛮荒的景象，它不是中心，但也不在圈外。我们远古时候，炎帝在我们这，舜帝也在我们这，他的妃子追舜帝也追到我们这，它不是在圈子里，也不是在圈外，这是我们理解湖南文化的中心，而对于圈外的人来说，哪怕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也会被认为是南蛮子。所以在中国文人心目中，一直有两种，一个是家国的，个人有承担的责任，在古代诗文中出现了庙堂、关塞等等这些都属于家国的概念，我们把这些叫做家国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没有家庭伦理，需要文人个人去承担，身是漂流的，心是放逸的。
在中国文人心目中，一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家国的，从家庭伦理到社稷礼法，个人有承担的责任。诗文中出现的“高堂”、“庙堂”、“魏阙”、“关塞”、“城郭”大概都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姑且称之为“家国世界”。另一个世界是属于江湖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家庭伦理与社稷礼法需要文人个人去承担，身是漂流的，心是放逸的，文化意象常见的有“江湖”、“扁舟”、“芦荻”、“平沙”、“湖浦”、“钓翁”。
在古人眼里，湖南风物与“江湖世界”最相吻合。所以，湖南全境，而非其某山某水，便成为古代文人心目中与“家国世界”不同的“江湖世界”。因此只要有人被贬到湖南来，或者到湖南来做官或者途径湖南，或者只要某一个原因，某人想起湖南，不管他有没有到湖南，都会把这些影响加到湖南身上。问题是湖湘的“江湖世界”，又不同吴越的“江湖世界”，温柔缱绻的，有红袖夜添香与酥手摘莲蓬，是可以归隐与终老的。湖湘不是。这个“山川佳绝地”对文人来说还是野了点。如果换一个别的什么人伤心，那也罢了，偏偏是中国文人心目中间才气绝伦的两大文豪屈原贾谊的伤心地，这可就伤了全体中国文人，伤的就是身处“江湖世界”，却无时无刻又不在怀念“家国世界”的人。
说到湖南的地形特殊性，所有研究湖南文化的前辈、学者，好象对这一点都特别强调，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他抗战期间就在我们蓝田教书，他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对湖湘文化、湖湘学派的梳理，一上来就说湖南的地形对他造成的深刻印象：“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他说是地理环境造成了湖南的风情，不光是民风，还有世风也是如此。
唐代诗人刘长卿也来过湖南，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写出了湖南人的心境，“万古惟留楚客悲”，他想的是汉代的那位大才子贾谊，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你当时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来到湖南这样一个天涯之处？文人只要落入这个江湖世界，就如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还是放不下家国世界，总是在两个世界中徘徊，两种矛盾心态反复撕裂和纠缠，我想在这样的两个世界里，贾谊的《鵩鸟赋》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我想，在这样两个世界里低昂容与，兴尽悲来，是否造就了湖湘文化的张力，而成就了湖湘人士独有的性灵？
刚才说到湖南、湖湘地区在中原士人眼中是一片“江湖世界”，那么笑傲江湖、潇洒倜傥之中，刚才念到了朱熹的《登赫曦台》，就用到了宇宙的概念。好象到了湖南，就能够突然有一种宇宙意识，从心里头涌起。这也很奇怪，我们中国的文人离开湖南，在湖南以外的任何地方，他不敢“问天”，只有来到湖南就敢“问天”。屈原的《天问》就是在湖南写的，到了湖南就敢问天，就像朱熹一样，到了湖南这个地方就有宇宙意识。那么问天是不能随便问的，宇宙意识也不是能够贸然从心里头泛出来，这个概念一旦出来，你会感到无比的渺小和孤独，所以笑傲江湖、潇洒倜傥之间，你在“江湖世界”里，你在苍茫独立，而且又满脑门子的“家国天下”，你的孤独里面就会平添一种惆怅，唐代的诗人钱起在他的《归雁》里写：“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他在湖南看到归雁，莫名的涌出了一种苍茫感，其实这种感觉是很有一种道德上的清高感和责任上的使命感，屈原到了湖南以后，“怀质抱情，独无匹兮”，“定心广志，余何惧兮”，恰恰是由于这种宇宙意识、天地意识，恰恰是因为这种感觉，他要和孤独抗争，所以他不害怕，其实是害怕，就是因为孤独害怕，才需要有这样的诗文让自己不害怕，贾谊到了这里就想到屈原，“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两个孤独的人惺惺相惜，自比凤凰。
张孝祥泛舟湘江，苍茫独立，“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辛弃疾守长沙，苍茫独立，“风流已自非畴昔，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沈空碧”。谭嗣同游湘江，苍茫独立，“天地莽空阔，飘然此一舟”。黄兴作出惊人事业之后，回到湖南，他其实是我们湖南人，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反而感到非常孤独，苍茫无力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唱罢《大风歌》，又赋《归去来》，“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蔡锷才23岁就在长沙练兵，苍茫无力、侃侃而歌，“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一个23岁的年轻人，写出一首非常有气魄的诗！
蔡和森为求救国，在海轮之上回望神州，苍茫无力，这种孤独更厉害，在大海之中、大洋之中，他想的是“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毛泽东少年风华、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霜天寒秋，苍茫独立于橘子洲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其实气魄越大，他越孤独，所以环顾中原谁是主。
从屈原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在湖南写下的诗句，都有一个共同感，那就是一种苍茫无力、无限孤独，好象这种情调，一来到湖南这片土地，来到湖湘这片疆土就油然而生。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何以湖南的士人、知识分子，他们总爱把自己放置于宇宙之中，于是生出孤独感，舍我其谁的那种万丈豪情就化为牺牲之情，我过去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湖南的知识分子，总要把自己先放到这样一个大时空的境界？他放进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显得自己渺小，那么产生的结果、产生心理的激荡和反应，又恰恰会超越这种渺小，因为你渺小的个人在这个时候，巨大的孤独感，莫名其妙就会有一种浩然正气，这时候渺小的个人，变成一个道通天地的道义存在，这个道义的存在，和肉身、肉体的存在不一样，它像天地一样巨大，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承担的意识，舍我其谁变成一种牺牲的意识，就是这个时候就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死亡情节”，死亡本身的东西会涌现，说湖南人不怕死，湖南士人不怕死，其实最后面的、很深层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生命情调。
我现在想，过去不明白，对一种关于湖南士人的脾气、性格可能稍微误会了一点，就是自屈原、贾谊以来，远在中原的家国命运，他们的思想必定从天地入手，从这样一个苍茫的宇宙大地联系起来，赋予个人生命一个永恒的意义，也就是说湖南士人在家国世界里，安邦济世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哲学依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哲学依据，或者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哲学依据，他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一股正气；没有这股正气，他的行为就不刚烈；行为不刚烈就不能成大事。这好象变成了一个逻辑，所以湖南的士人无论是他立志、励志还是酬志，都会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在“家国世界”的中心，有一定距离的世界，苍茫独立，寻找到他的终极意义，然后以比任何人都敢于担当、牺牲的精神，走向家国世界，他甚至于连这斗争的胜负都不在乎，尤其是结局的功利目的，那更不在话下。
我们想想，屈原斗争的结局是牺牲生命，完成其道德，王夫之武力抗清失败，对中国文化进行沉痛反思，完成四百多卷著述，殁后遗书散佚，二百年无人知其名姓，却有一股天地正气长存人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殊死作战，屡败屡战，对战争之结局并无胜算，但“奋起以卫吾道”而已！谭嗣同变法失败，自请流血以昌国，甘当死者以酬君。黄兴于缔造民国有首功，每役必身先士卒，最后鞠躬尽瘁，作为民国的道德完人而名垂青史。蔡锷拔剑南天，反袁护国，以一隅而抗全国，“明知无望，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后来共产党人夏明瀚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还有后来人”，则更是这种殉道精神的体现。
湖南的求道、践道、卫道、殉道的精神之刚烈，大大强于中国其他地区，这恰恰同中国的家国世界若即若离有关，距离太近，会超过宇宙意识，距离太远易飘，失去对家国的使命感，而湖南的距离刚刚好。但它又确实是边缘，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还有苗、瑶、土家、侗族，相对封闭，自成世界，容易养成特立独行的人格。加之自屈贾以迄岳麓书院，湖湘文化中特别重视道德人格的建树，并把这一道德人格同宇宙中生生不息的气、常存不灭的理联系在一起，使湖南士人在求道、践道、卫道、殉道时，常常视死如归，甚至于到了以流血牺牲杀身成仁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的痴迷程度。所以容易产生自身的独立人格，湖湘文化中特别重视道德文化的建设，这就要说到我们的湖湘学派，这样一个地域性的理学学派，从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始，不讲心，而讲性，讲“春秋大义”，湖南士人的生命情调，与这样一种儒家本体论有一种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湖湘学派积淀了这样一种生命情调以后，就和道义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湖南学子在求道、寻道的时候，甚至于到了以杀人成仁的境地，我们湖南的士人确实是到了以流血牺牲、杀生成仁至上的美学程度。如果不信，可以看看下面几个例子，湖南人都死得英勇，比如谭嗣同，他本来完全可以走掉，但是他就是要流这个血，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不能例外，中国必然要流血，那么流血从我开始，他是自己走上死亡之途；另外一位唐才常是哈哈大笑上刑台，死在他面前没有任何恐惧，这两个人都是可以逃脱，但是都选择了死亡；清末革命志士禹之谟在受绞刑的时候，问你为什么要拿绳子绞我，我是要流血的；辛亥革命时期，为了警醒我们中国的同胞，而采取自杀的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三烈士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到海里自杀，比屈原的境界更大一些，就是为了警醒国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就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南才子杨度写的《湖南少年歌》。他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全中国把希望都放在湖南。
当时的人，甚至包括陈独秀等等，他们都非常的欣赏湖南人生命情调中间的这种铁血精神，湖南人生命中的这种铁血精神，有一种军国意识，有一种强悍，我甚至都怀疑，如果辛亥革命，使黄兴或者一批湖南人，成了新的政权的决定性的领导人，中国会不会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湖南人自认为霸蛮，我们娄底在过去办学的时候，在屋顶上用瓦铺出两个字：铁血，对这么小的孩子就进行铁血教育，湖南人自认为霸蛮的生命情调，所以才能产生湘军，《湘军志》写道：“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在当时，湘军之盛，自从有甲骨文以来，从来没有超过它的。
湖南人心中的铁血精神有一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我不能说明它与湖湘学派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现在来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胡安国、胡宏父子，讲“性”、讲“春秋大义”，这种东西成为湖南士人生命情调的精神支柱。
我知道湖南的士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暗含了这样的极力，你虽然身处江湖，心怀魏阙；你不会是最初被委以重任的人，但你一定会在不堪收拾的时候自己站出来，去完成那些只有湖南人才敢去做的事！
大家想一想长征的时候，从江苏苏区出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放逐江湖，已经不在决策层里，他只是在担架上随着大家逃跑而已，所以他不是那个委以重任的人，但是他是那个在不堪收拾的时候，自己站出来，他就开始在红军的指挥员中间，在那些随军逃亡的政治局委员中间，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然后力促遵义会议的到来，其实遵义会议也没有让他站到决策者的位置上，在中央军事领导小组的三人中间，他排名第三，最后决策权在周恩来那里，但是一年以后，决策权都到他那，虽然他的地位还是老三，但是老大、老二不作主了，他为什么敢作主？因为他是湖南人。
我经常说湖南人很特别，这种群体不管是政治、经济群体，只要这个群体中有一个湖南人，尽管他一开始是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但是干着干着会成为干大事的人，因为把他当做有限责任公司，每个人只负有限责任，唯有这个湖南人负无限责任.
所以以我在湖南生活的经历，我深知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江湖、这样的气侯，说到气侯，我们湖南在中国、地球上其实是极端化细分，春天春雨盈盈，湿度极大，夏天非常的炎热，冬天冷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冷入骨髓，在这样一个极端气侯条件之下，你一年四季都在忍受极端性，因此我们湖南人的坚韧，对各种东西的极端忍受与耐受很强，还有我们湖南的传说，湖南的民风是必然要激荡出出那样的清怨之气、孤愤之气、风骚之气、南楚霸气和天地正气的。湖南士人，活的就是这口气！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我在开头说到的那两句诗，一个是浪漫桐花二月天，一个是霜叶红于二月花，那惨败的桐花和血红的枫叶总使我想起湖南谢谢大家。
2015-05-30 09:1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