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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回忆我的书画启蒙老师白石五子齐良已
Monday, May 18, 2015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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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6年——1961年在北京东四区宽街小学上学,1957年齐白石老人去世后,其五子齐良已到宽街小学教我们美术和历史课。大约是1957年下半年,老有两个陌生老师老坐在我们班后排听课,其中有个老师个子很魁梧,高高胖胖的,引人瞩目,后来我们班主任何翼卿老师介绍说:”他是新来的老师,叫齐良已,是著名书画大师齐白石的第五个儿子,是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的,来教我们历史和美术课,大家欢迎!”齐良已老师长得不像齐白石老先生,齐白石瘦瘦的,反而齐白石的长孙齐佛来长相倒很像齐白石,重孙子齐来欢,齐一欢也很像,也是瘦瘦的。齐良已老师再给我们上美术课时经常讲齐白石画画的故事,像齐白石非常重视写生,为了画好大虾,专门在鱼缸里养了好多河虾,观察它们,怎么游动,体态,等等。齐良已老师常常骑着他的凤头自行车去南苑打猎,主要是打野兔,有时也能看到狐狸,有一次打了一只喜鹊拿回来,齐白石观察了很久,喜鹊翅膀有多少只羽毛,有多少只尾羽等等。还说齐白石生活朴素,像外国朋友送的洋红颜色,老人家舍不得使用。还说齐白石打喷嚏特响,在后院打一个喷嚏,能把前院的人吓一跳,这说明什么?说明老人家身体贲棒!齐良已老师每天从西单骑自行车经过平安里北海后门到地安门回民小吃店吃早点,再往东骑上7,8分钟就到了宽街小学。1958年我上四年级,地点是学校的东北角一间小平房的四三班。有一天早晨刚到学校不久,我因感冒,呕吐了,正赶上是齐老师的历史课,他很关心的的问我,是不感冒了,摸了摸我的头说有点少烧,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再厉害了叫家长带着去医院看看;回头我和你们班主任何老师说一声,说着拿出了自己的手绢给我擦了擦衣服上的呕吐物,一点不嫌脏,说实话换个角度,这种事我做不到。

      
1960年7月1日党的生日,也是全校红领巾的大队日,由大队辅导员郑老师给我们讲话,会场上挂着少年先锋队队旗还有一面李大钊烈士像。郑老师特意表扬这张画像是我们六年级的黎克明同学画的,是在齐良已老师的辅导下画的,非常棒,非常像。黎克明同学后来考上北京艺术学院附中,文革后期合并到中央美院附中,后入伍,最后复原到北京画院任北京画院艺术室副主任、北京画院艺术交流服务中心秘书长、全国侨联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1961年在一堂美术课上我的一张火车站的素描受到齐良已老师的表扬,那张画过了50多年了我还记得非常清晰,一列停在火车站的火车头,旁边有信号灯,有加水的水箱等等。齐良已老师同时还表扬了一位女同学,她是刚刚从唐山转学来北京的,齐老师说她的画色彩感非常好,号召大家向我们两个学习,可惜我忘了那位女同学的名字,一是认识时间短,二是长相没特点,丑点俊点我都会记住,这是人的本性。后来我考上了西城重点中学十三中,原名辅仁大学男中,看来和齐良已老师有缘,他是辅仁大学毕业的。齐白石共有七个儿子五个女儿,应该说齐良已和齐良迟是画画水平最高的,因为这哥俩学过西洋美术,哥们两个书画作品都受到过齐白石的表扬;只是齐良迟像齐白石一样长寿,活了83岁,齐良已短寿67岁,我分析这跟齐良已的性格有关,他为人正直,善良,厌恶政治斗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原在北京画院工作,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画家们经历复杂,个性自由,门派众多,同行是冤家等等,他受不了,从北京画院退职来到宽街小学教书,平静的过了十余年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查了一下有关文革的资料“1966年8月下旬北京有大雨。校长郭文玉受到冲击被不懂事的小红卫兵们毒打昏过去以后,被拖到操场上积满水的沙坑里,被脸朝下按进水里。她死在沙坑边。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也被拖到学校,被打得昏迷不醒,两天后死亡。主任吕贞先年纪较大,她曾经裹过小脚又放开,有50多岁。学校的人知道她和郭文玉长期以来有一些矛盾。但是这时候他们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都一样逃脱不了被打死的命运。打死郭文玉和吕贞先的时候,宽街小学的在校学生,年纪最大的只有13岁。”我认为齐良已老师受到很大刺激,此时他40多岁,50多岁时齐良已老师开始生病,加上他身体又胖,患上了心血管疾病,抗争了10余年后于1988年去世,非常可惜。还有一件事我很遗憾,没收藏齐良已老师一张画,60年代齐良已老师一张画十几二十元左右,10年前在荣宝斋见到齐良已的三裁大小作品2000-3000元,三四年前20000-30000元,今年在荣宝斋对面的中国书店西头的画廊一幅齐良已老师画的四尺竖裁牡丹,竞标价200000元,好在因齐一欢的关系,齐白石长孙齐佛来给我册页画了两只虾。



       
我喜欢书画除了受到齐良已老师的影响外,还和俩个同学有关,我前桌的胡桂英同学和同桌郑兆琳。1958年我和郑兆琳同桌,她长得非常清秀白净,性格文静,见了谁都是微微一笑。我们俩上课老爱说悄悄话,我知道了她父母,分别在民航局和友谊商店工作,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家里生活条件较好,知道了友谊商店不是一般人进的去的。时间长了惹得前桌胡桂英同学生气了,胡桂英同学个子在女同学中算高的,老眯缝个眼,很严肃,很少笑,非常正经,有一天下了课,胡桂英冲我说:“于学章你没羞,上课老逗女同学说话,影响我听课。”可是我的毛病老改不了,后来胡桂英同学还用胳臂肘轻轻撞一下我的课桌,这时我就会老实一会。



     
1959年9月郑兆琳同学的家搬到北新桥雀儿胡同民航局宿舍,她转到北新桥小学学习,应为学号挨着我和胡桂英同学_我们这一对冤家成了同桌,第一天她就在桌子上画了一道红线,还多占了我的一寸桌子,然后得意地笑了笑,说:“我看你以后和谁说悄悄话去?”我也笑了—苦笑。这时我三哥在北京五中上学,他比我大四岁,买了几本水浒传的小人书,我拿了三本,武松打虎,野猪林,梁山好汉排座次;上课没人和我说话了我就画小人书上的画。时间长了叫校主任吕贞先发现了,下课叫我到主任办公室训了我一顿,后来也是老毛病没改,时间长了,主任见我没影响别人上课,考试成绩还可以,就懒得管我了。后来我画了一张宋江骑马的小画,胡桂英无意看到了,轻轻脱口而出说道:“呦,画得真像。”我惊讶的看了她一眼,她竟笑了。说实话,我的画画水平提高真得感谢胡桂英同学。现在她也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我如果能够见到她,一定会说:“谢谢胡老太太,我一定给你好好画一张齐派大虾,写一张田氏欧楷书法。”其实我课上画画也没耽误学习,这也归于齐良已老师对我的教导,齐老师说我我欢画画很好可是别耽误学习,尤其是期中期末考试,一定复习好,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后来我也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男十三中,原辅仁男中。


      
1964年我又考上了十三中的高中,原来准备高中毕业后想考美术学院,但这时父亲退休了,每月工资26元,只够吃饭,后来父亲没叫我去学校报到,和学校说明情况后,给我转到北京有线电厂半工半读学校,那是中国一家大型计算机工厂,同时还生产电话交换机,是一家有五千职工的军工企业,学校毕业后我入伍当了四年兵。如果上高中,还麻烦了,出路上山下乡,当然当兵也很苦我们是部队武汉军区的战略预备队,1970年差点去了越南胡志明小道,去了我肯定回不来了。


    
 
1984年我参加了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工作,1990年前后遇见了齐白石的长孙齐佛来的二子齐懿欢,他先在院保卫处工作,后来和我调到一个处室,任调度室调度,我说我是齐良已老师的学生,他说那是我五爷,88年去世了,67岁。其实齐佛来比他的几个叔叔岁数还大比齐良已大五岁,寿命也长活了87岁,他是齐白石后代文学水平最高的,出版过诗集,齐佛来93年给我画册画了两只齐派大虾。这样我先后认识了齐白石的三代子孙,也使我热爱上了书画事业。
齐白石画虾作品(1864-1957)
齐良已画虾作品(1923-1988)


齐白石长孙齐佛来画虾作品(1918-2004)这是1993年齐佛来给我册页画的


宽街小学的老师们(图)


2010-05-30 13:43:00 来源:北京晚报(北京) 跟贴0手机看新闻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母校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母校的记忆

  和十几位小学同学相约,拜访了我们的母校——宽街小学,为的是纪念我们五十年前的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

  很多同学已经走近暮年,平时总是感慨记忆力衰退,但当我们重新踏入昔日的校园,站在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我们的小操场在哪里,音乐教室在哪里,我们曾经上过两年课的那间教室在哪里,校园里标志性的功德碑(王八驮石碑)亭子在哪里——那时我们曾扒着它的窗棂往里探寻,碑上的文字还没有认真地去读过,那可是保存得非常好的一块碑,是我们放体育器材的地方。我们寻觅着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前的少年时光,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是那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宽街小学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为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建的显忠祠,是个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式建筑。解放前改建为怀幼小学,后更名为进步小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定名为宽街小学。2002年学校并入府学胡同小学,现在是东城区教育局房管所,属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1960年入学时,学校所有建筑基本保持原样,后来经过几十年的拆建改造,虽然几个基本建筑还在,并做了外部装修,但与我们记忆中的校园已经相差甚远。

  说到宽街小学,最难忘的是教过我们的老师们。我们在此就读六年,但班主任只有三位,除了一年级的白老师因当时我们年龄太小,老师也非常年轻,记忆不深外,对二、三、四年级的班主任杨慧云老师(今年已97岁高龄)和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何翼卿老师(今年也已是91岁高龄)都印象深刻。

  这是两位反差很大,互补性很强的老师:杨老师出身大族,衣着讲究,严厉有加,做事有很高的标准;而何老师更多的是和蔼亲切,更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许多年后,当我们这班学生有幸重聚首,带着感恩的心去拜访年事已高的二位老师时,虽然她们已退休多年,一生教书育人,带过的班级,教过的学生无数,但我们刚报上姓名,老师们竟能马上将我们认出,特别是何老师,依然像几十年前一样,略带河北口音,无拘无束地与当年的学生笑谈。她几乎能将班里大部分学生的家庭方位、父母的高矮胖瘦、谁的兄妹也在这所学校读书,甚至谁的姥姥是否小脚等等都能一一道来,让我们着实感叹老师的敬业精神和超强的记忆力。我想这除了对教育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对学生真正的热爱外,还有两点原因:一是我们这批学生是有史以来在校时间最长的——本该1966年毕业的我们,因为“文革”导致我们1968年才离开小学;二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正赶上生育高峰,在那个孩子满街跑的年代,一家有几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是非常普遍的事,学生多教室少,变通措施是一至四年级是半日制课程,另半天是上学习小组。那时老师除了家访,到学习小组检查也是经常的事,甚至夏天学生是否午睡老师也会去抽查。那时是真正的就近入学,住的离学校越近被查到的可能越大。老师还会经常在一些被怀疑的男生的胳膊上用指甲划一道,用以检验一下这个中午他究竟是午睡了还是去游泳了。

  教我们五、六年级美术的老师齐良已,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儿子。能有这么一位家学渊源、艺术造诣很高的大师级人物做美术的启蒙老师,我们可说是幸运的。

  印象中的齐老师个子很高,总是戴副白手套,骑辆擦拭得锃亮的凤头自行车上班,到学校后将车往亭子旁一靠,潇洒地走进办公室,派头十足,在那个年代可算得上鹤立鸡群,我们对他有点敬畏。我们五年级时开历史课,也是齐老师讲,他是我们小学期间的美术和历史老师。

  到现在都记得齐老师教我们画牡丹、写美术字时的情景:当你正在按要求尽量去画时,齐老师有时会走到你的课桌旁,并不说什么,只是站在那儿看,但你已有点不知所措,抬头看看他,他会说句鼓励的话,也会拿过你的笔在你画的基础上添上两笔或改动一个地方,马上画面就不一样了。我每次交美术作业时,总有点忐忑,尤其是让画自由画的时候,既不知道画什么,又因为画画儿好的同学太多,总有点自惭形秽。

  音乐老师徐学静,气质颇佳,用现在的话讲女人味十足。

  宽街小学的文艺表演是有些名气的,很大功劳要归于徐老师。在她的慧眼挑选和栽培下,我们学校有一支长久不衰的演出队伍,唱歌、跳舞、器乐都很出色。那时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女生独唱、领唱之一,就是我们学校的刘美同学,电影《雷锋》中那首浏阳河、《小铃铛》中的主题歌,以及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的片头曲都是她唱的。

  器乐也是学校的强项,少年宫的手风琴组对外招生要考试,而我们学校则是免试选送,只因为曾经选送的学生都是手风琴组的骨干。

  每年“六一”过大队日,文艺演出是重头戏,那是徐老师最忙的一段时间,但总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至今难忘在圆恩寺影院过六一大队日时的歌舞表演《洗衣舞》。

  退休后的徐老师很长一段时间活跃在北京市老年模特的舞台上,很有知名度。现在徐老师已经92岁高龄,还是有我们这一代的学生不时去看望她。

  有两位老师给我们上过体育课,一位是杨增荣老师,一位是荣家祺老师。

  杨老师是飞行员出身,个子不太高但很干练,低年级时教我们体育,可能太小吧,除了队列想不起来练过什么。到高年级时是荣老师教,那时他也是师专刚毕业,十八九岁的样子,人很随和。虽然是师生,但感觉就是大孩子教小孩子在玩,虽然上课听他的,课下从没怕过他,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从最简单的前、后滚翻开始教,到跳箱、跳马甚至射击,领着我们以玩代教。那时最爱上的体育课是夏天他带着我们到什刹海去游泳,一去就是两堂课时间。现在荣老师虽已退休,但还在地坛体育馆做游泳教练,几十年后我们仍保持着联系。

  因为在学校大队委担任职务,所以除了班主任外,和大队辅导员的接触也多。大队辅导员费元良老师非常年轻,有激情、有想法、有能力,带着当时刚10岁多点儿的我们,把学校的少先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打着三角形的小队旗到景山、什刹海过小队日,是经常能看到的景象;各个班级比着筹划自己教室的黑板报,那是中队委员们的任务;每年六一过大队日时,要发展新队员,那段也是大队委们很忙碌的时候。

  费老师曾经安排我们这些大队委到低年级去讲队课,像老师一样讲满一堂课,至今记忆犹新。我是五年级时第一次被派去讲队课,前一个晚上拿着队章认真看了看,又在心里准备了两个小故事,上课时面对着比我小三四岁的同学们,先讲了少先队的章程,再讲了刘文学和二小放牛郎的故事,然后教他们怎样系红领巾、怎样敬队礼,结果还没到下课时间,于是就提问几个刚讲的内容让小同学们回答,居然将40分钟填满了。现在想想都挺有成就感。至今,几届大队委员们,不论在国内或国外,还经常与费老师聚会,师生关系里融入了更多的亲情。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条件上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课,但在众多老师无私教导下,大家德、智、体全面发展,虽然我们这一代只上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可就是这几年奠定了我们人生的价值取向,使我们在后来几十年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和人生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善良、进取、勤劳的本性。在这里,我要代表许多同学向文中没有提到的,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的许孝珍老师、孙绪秀老师、童若昭老师、王秀玲老师、李致和老师、刘婉茹老师、贺红老师、张金程老师、乔世桢老师等等,表示虔诚的问候,你们是我们的人生启蒙老师,五十年后,让我们再说一声——感谢你们,老师!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2015-05-18 05:52:05

原始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e4f8e0102vnq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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