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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中国人有个毛病，一向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吃着碗里瞧着锅里，但凡别人有的，自己也想要有，没有的才叫珍贵。打比方说吧，以前没参加过奥运会，得了块金牌宝贵得不得了，后来自己办了奥运，也就那么回事。足球没打入世界杯前，每逢预选赛球迷们都要捶胸顿足，如丧考妣，后来总算借日韩东风冲出亚洲，虽说一球未进，但也算过了把干瘾（未料足球热竟由此降温，十年冷遇，堪称漫长）。世博会也是如此，举办前干劲十足，热火朝天，舆论铺天盖地，全是世博、世博，办完后（甚至举办中）是一片狼藉，门庭冷落，无人管无人问。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为啥每逢盛会，国人前后表现判若两人、反差如此之大？道理其实只有一个——爷玩过了！不在乎！这大概就是国际化参与中的嫖妓心理。
如果说，中国人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情结。当然，也不是中国人没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咱就得过两次，但这个就不说了。文学奖咱也得过，但这个也不说了。诺贝尔中最过硬的是科学奖，物理化学医学，外籍华人得过，中国国籍人没得过，这种感觉很不好，就像有钱却嫖不到，让领导很不开心。是啊，国家每年漫天撒网，像打水漂一样的投入成千上万亿，博士、院士、发表论文数接近或超过世界的总和，却总也拿不到诺奖，这算怎么回事？怎不让国人长久的遗憾而痛着？
终于有一天，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下国人堆里算是炸开了锅。窝里斗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抢功夺旗也是各派人士争先露脸的拿手好戏。这不，中医说这是中医的胜利；毛左嚷着这是文革的成就、一切功劳属于毛主席；舔菊的专家也忙不迭地说，这是本国制度的优势，说特色制度扼杀创新这是放屁；想必外援部也会不失时机地表示，这是援助非洲人民所带来的伟大胜利，说明外援也难免瞎猫碰着死耗子，总有碰对的一回。
其实要我说，屠呦呦和青蒿素能得诺贝尔奖，明显就是孔夫子和《诗经》的功劳，其中《鹿鸣》一章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经》提到数百种草药，为什么青蒿素能得诺贝尔奖？人家孔夫子编《诗经》时也写得十分准确，“呦呦鹿鸣”而不是“舟子鹿鸣”，指明了是要“屠呦呦”去拿这个奖嘛！所以，功劳属于先知孔老夫子，伟大的预见，天意啊！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方舟子，他反中医的嘛。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克强总理也是向中医药管理局致电祝贺，这让反中医的人士们极度不爽。由此，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撇清本次诺奖与中医中药的关联，仿佛中医中药不配得这个奖，就算中国人也不行，何况屠呦呦是科研界为人所熟知的“三无人员”，无博士学位，无留洋经历，无院士头衔，如何能和西医西人相提并论？又让数百上千名国家院士们情以何堪？
中国盛产非黑即白、思维残疾的“反反族”，反日、反美、反俄、反清、反满、反恐、反男权、反虐待动物、反环境污染、反左反右，反这反那，反中医不过是其中一种，仿佛不反点什么，有些人就不能展示自己的逼格，就会浑身瘙痒，满胳膊满大腿的不自在。当然，反中医近代有之，并非方舟子一干人的首创。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人即领衔西医要求废止中医，企图用行政力量将中医药一举灭绝。褚民谊说了，“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不把中医中药取消，就不能算是革命”，只有灭了中医药，“才算是完成了革命大业。”
褚民谊是革命元老，造反出身，当然也不妨碍他留学法国并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据上海名中医陈存仁说，褚博士本人从来没有行过医，其博士论文是关于兔阴具有阴阳两性的学术探讨，据说是他认真观察了几万只兔子的生殖器才得出了这个结果。《木兰辞》里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也真是难为他了。
从逻辑上说，褚民谊的话有颇多不通之处。毕竟，人活着不是为了革命，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目标，更不是唯一的手段，以革命名义去推动医学进步，这有违科学本义。而在民国初年，一些新生流派或主义最喜欢自封“科学、民主、革命”，然后动辄给反对派及不同意见者扣上“迷信、保守、反动”的大帽子，以为这样就代表了进步潮流，实则这种事前假定的正确和不容讨论的专横，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甚至倒退的效果。
近代名人反中医的不在少数，胡适说中医“毫无学理，不足为法”，鲁迅说“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傅斯年声称“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新派知识分子们与传统决绝的态度，由此出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惊世骇俗之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倒是活了一百多岁的马相伯听了废中医风潮后，老先生抚须大笑：“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里，说百病都会消灭的”。恕笔者见识浅陋，蚂蟥贴穴的治法不曾听闻，不过十九世纪西方社会“放血疗法”倒是被屡屡提及。
中医误人，西医中也颇多庸医，正如中医治死人，西医也没少把人治死。孙中山贵为一党之尊，临死前尝试用中医疗法，愣是被协和医院的西医请出大门，而事后查明，孙并非死于肝癌而是胆囊腺癌，误诊。梁启超信了一辈子的西医，还是被西医误诊错割了腰子，事后还不敢声张，说腰子错割事小，因为这事坏了西医的名誉事大，这种精神何止科学，简直崇高。说中医是骗子的鲁迅本来可以多活十年，同样因为日本医生须藤错将结核性肋膜炎诊断为支气管炎，结果一代文豪，未能以一部长篇小说勇夺诺贝尔文学奖，损失何其惨重！
不无客观地说，反中医人士们的做法相当狭隘而鸡贼，这也是“反反族”的通病。扛着红旗反红旗，举着科学反科学，单边发育的思维，缺乏包容的姿态，非理性的亢奋，自命科学的“科学控”们也不能免俗。洗脑教育多年后，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的人们沦为“反反族”，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合理的开花结果。
说到底，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既然存在，即有存在的道理，无非是两种解释体系，谁听起来更合理些，咱是外行姑且不论，但病家看病吃药，关键看的疗效，其他说得天花坠地，又有何益？如褚民谊“为了革命非扫除中医不可”的主张，实际上是躲在“科学神圣化”幌子下的盲动，这种“为反而反”的“反反文化”，如反传统、反儒家、反中医、反父慈子孝、反贤妻良母等等，过去的一切都要反，本身就是一种偏激与非理性，而所谓“科学神圣化”、“西医神圣化”，更像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如是，当下因为得了诺贝尔奖而愤愤然的猛反中医，如果不是失魂落魄至少也是丧心病狂的可耻行径。再一味的反下去，诺贝尔都要被你一嫖再嫖——还没反够么？
2015-10-07 01:1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