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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是谁?有何高见?
Monday, October 12, 2015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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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19时揭晓,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成为唯一得主。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说,安格斯•迪顿因其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出色研究而获得此项殊荣。

迪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理论又是什么?

英美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他是伍德罗 威尔逊学院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

有意思的是,他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读于同一所私立中学。他的夫人安妮•凯瑟琳•凯思(Anne Catherine Case)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普林斯顿经济系的副主任。安妮是美国人,1988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1997年晋升为正教授,数年后又晋升为讲座教授。夫妻俩的研究领域有很多相似:发展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健康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按中国人的说法,妻子是迪顿的双重“领导”。

 

诺贝尔颁奖词怎么说?

 


 

 

 

诺贝尔官方发布题为《消费、伟大与渺小(Consumption, Great and Small)》的文章,指出迪顿被表彰的成就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的反复研究与拓展: 1.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消费品上花费? 2.社会收入被使用多少?被节约多少? 3.我们如何最好地衡量与分析福利与贫穷。

迪顿的研究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第一,在购买不同的商品时,消费者如何分配他们的支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消费模式,还需要评估政策是怎样改革的,如消费税的变化,影响不同群体的福利。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大约是在1980年,迪顿发展了几乎理想化的系统,即一个灵活并且简单的估算方法,对每个商品的需求是怎样依赖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他的方法和其后来的修改版本,目前,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中都成为了标准工具。

第二,社会收入花费了多少,又节省了多少. 为了解释资金构成以及商业周期的幅度,有必要理解收入与消费在长时间内的相互作用。在1990年的数篇论文中,迪顿显示,假如起点为总收入与个体收入,盛行的消费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实际的关系。相反,人们应当总结个体如何使他们的总收入适应于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随总收入波动的个体收入。这个研究清晰地阐释了为何个别数据的分析对于解开我们在综合数据中看到的起到关键作用。

第三,如何才能最佳地测量与分析福利与贫穷?在比较近期的研究中,迪顿强调,可以将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测量用于辨别隐藏在经济发展后面的机制。他的研究揭示了比较时间与空间上的贫穷层度时究竟有何主要陷阱。它同时还揭示,如果能够巧妙应用家庭数据,同样也能够有助于解释以下问题:收入与卡路里摄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性别歧视的程度。Deaton将研 究焦点聚集在家庭调查上,有力推动了将发展经济学从基于综合数据的理论领域转换成基于详尽的个体数据的实证领域。

主要著作与主要观点

 

 

 

 

迪顿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逃离不平等》、《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一,发展导致不平等 不平等却有益发展

迪顿在其主要著作之一的《逃离不平等》中,充满了历史纵深感,关注人类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作者在书中对金钱和幸福的关系做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二,国家能力缺失是贫困的主要原因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一个人人可见的现实是中国日趋强壮,无论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还是在外交发言权、国际影响力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独立自主”,已经不是口号了,而是行动能力。

看看迪顿的文章与文笔

 

 

 

 

 

《逃离不平等》是迪顿的代表作品之一,聚焦世界贫富分化与不平等问题,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人类不断向前同时制造一个个新的不平等的故事。该书出版后,被《福布斯》评为2013年最佳图书,获美国出版人协会2013年度经济散文荣誉奖,入选《金融时报》—高盛2013年度最佳商业图书榜单,受到《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路透社等权威人士与媒体的隆重推荐。

以下是《逃离不平等》一书的节选:

《大逃亡》是一部以“二战”战俘为题材的著名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南非人罗杰·布谢尔(在电影中,他的角色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真人真事。“二战”中,罗杰·布谢尔曾服役于皇家空军,其所驾驶的飞机在德军后方被击落,本人被德军俘虏。被俘后,他屡次试图逃脱,但又屡次失败。第三次逃跑时,他带领着250 个战俘一起,试图从德军第三战俘营挖地道逃出去。这就是在电影中被称为“大逃亡”的计划。这部电影详细讲述了这次行动是如何策划的:在监狱守卫的眼皮底下,他们精巧地设计建造了三条隧道,并且用娴熟的技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乔装改扮、伪造证件来实施逃跑计划。不幸的是,最终只有三个人胜利逃出,其他人又被抓了回去,布谢尔本人被希特勒直接下令处死。

当然,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这次大逃亡的结果,而在于强调,即便再极端困难的环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在这本书中,我所谈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以及有做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的自由。以穷苦、匮乏、体弱多病等为表现的自由缺失,曾长期困扰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到如今,世界上仍有极高比例的人口缺失这种自由。本书将讲述人类从这种没有自由的牢笼中不断逃亡的故事,并详述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个逃亡的故事,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心理方面。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逃脱贫困的故事。

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则是源于我对电影中那些未能逃脱的战俘的思考。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来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这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一事实绝不会减少我们对逃亡本身的渴求和赞美。当我们思考逃亡的后果时,不能只考虑电影中的主角们,我们也需要留意那些被留在第三战俘营以及其他战俘营的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人?电影里显然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怀,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人不是主角,而仅仅是故事的陪衬而已。世界上没有一部叫作“大留守”的电影。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们。毕竟,在德军战俘营里没能逃走的士兵,要比逃出去的多得多。另外,也有可能他们因为这次大逃亡计划而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比如,遭受惩罚或者很多优待被取消。可以预料的是,在逃跑发生之后,监狱的守卫会更加森严,未来出逃将更加不易。这些出逃行为会鼓励监狱其他人出逃吗?显然,他们可能已经从成功出逃者身上学到了出逃的技能,并且知道了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出逃的种种困难,以及出逃成功率的降低会不会打击他们出逃的念头?另外也有可能的是,对成功出逃者的嫉妒和对出逃成功率的悲观,让这些在狱犯人变得更加沮丧失望,让监狱生活变得更加痛苦。

同其他的优秀电影一样,我们对《大逃亡》这部影片还能做出其他的解读。在电影的结尾,逃亡的成功与愉悦都消失殆尽,因为多数逃跑者得到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们又被抓了回去。人类摆脱死亡和贫困的努力始自约250 年前,并一直延续至今。无须赘言,这场逃亡将永远持续下去,并要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的致命威胁。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改善的进程突然被某种致命威胁扼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当然可以庆祝,也应当庆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父亲名叫莱斯利·哈罗德·迪顿,他于1918 年出生在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在发现了新的煤矿后,我父亲的爷爷和奶奶放弃了农业,转而投身煤矿,希望以此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参加完“一战”后复员,回到村子里继续井底的挖煤生活,并最终成了一名煤矿管理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村子里只有极少孩子能有机会读到中学,我父亲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矿井里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对于他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但这一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1939 年,父亲应征入伍,随后被送到法国,成了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后来远征军在法国惨败,父亲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就在那里,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同时,父亲也十分“幸运”地因患肺结核而退役,被送至疗养院休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后来苏格兰突击队对挪威德军的突袭遭遇失败,许多人牺牲。父亲要是参与其中,恐怕也丢了性命。1942 年,父亲复员返乡,同我的母亲莉莉·伍德,一位南苏格兰木匠的女儿结了婚。

虽然没能获得上中学的机会,父亲还是在夜校学到了实用的煤矿勘测技能。1942 年,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拥有这一技能的父亲获得了青睐,成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勤杂工。进入公司后,父亲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于是他从头学起,之后经过10 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梦想。其实读土木工程的课程非常不易,尤其是数学和物理两科。最近父亲曾就读的夜校,也就是现在的赫瑞瓦特大学给我寄来了他当年的考试成绩,从成绩单上也可看出,父亲当年的确费了不少劲儿。取得资格后,父亲在苏格兰边区得到了一份给排水工程师的工作,并买下了我母亲的祖母曾居住的小屋。据说早年间著名的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曾经光顾过这座小屋。不过对我来说,爱丁堡这里只有煤尘、烟灰以及糟糕的气候。等到1955 年夏天,我终于得以离开那儿,搬到了有树有山,还有溪流以及无尽暖阳的另一处乡村,这成了我的一次大逃亡。

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父亲在这时也开始着手为我规划人生。为此,他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他给我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的学费比我父亲一年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仅有两个可以免费入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是在牛津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我的妹妹考入了苏格兰的一所大学,后来做了一名教师。在我们这一辈的数十个孩子中,只有我们俩考上大学。在我俩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大学生。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的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本科生所不能比的。虽然我父亲很长寿,也见识和享受到了一些如今的高水准生活,但对于他而言,他的孙辈们生活质量之高,已是全然超乎想象了。而他的曾孙辈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财富数量还是机会数量,更是那些生活在约克郡煤矿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我父亲从那个煤矿小村庄的“逃亡”,是这本书主要内容的一个例证。按照今日的标准,我父亲生于贫困之境,但却终于生活相对富足。我没有关于约克郡矿区的统计数据,但是在整个英格兰,1918 年的时候,每1 000 个孩子当中,有超过100 个是活不过5 岁的,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子,孩子的死亡率更高。今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儿童活不过5 岁的概率还是要高于1918 年的英格兰。我的父亲和他的父母在1918~1919 年的大流感中幸存了下来,不过他的父亲还是在年轻时被矿井里的煤车撞死了。我的外公去世时也很年轻,死因是阑尾切除感染。我父亲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就患过肺结核这种堪称夺命杀手的病,但还是活到了90 岁。他的曾孙子辈,我看则极有可能活到100 岁。

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童年夭折的人大幅减少,人们活得更长,得以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时代的繁荣。在我的父亲出生一个世纪之后,每1 000 个英国儿童5 岁前的死亡数字已经降到了5 个。即便在约克郡剩下的矿区中(我父亲出生地的煤矿于1991 年关闭),这一数字略高,然而若同1918 年相比,现在的死亡率已经微不足道。在我父亲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机会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即便到了我这一代,也只有不到1/10 的英国孩子能够进入大学校门,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某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我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了未来这件事,其实并不稀奇,但也绝非是普遍存在的。我父亲同村的人中,没几个能像他这样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我母亲的姐妹以及她们的配偶也未能如此。在苏格兰边区的铁路线停运之后,母亲的兄弟也无法再靠打各类零工来勉强度日,于是在20 世纪60 年代举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的孩子在财务上则非常成功和有保障,他们(和我们)是极度幸运的。因为即使在现在,很多受到良好教育和财务成功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在经受着父辈们的艰辛。我的很多朋友,子女的未来以及孙辈的教育是他们一直担忧的问题。

这是故事的另外一面。我父亲的一家得以长寿并且获得了财务成功,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人群的典型样本。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这一点,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尤其明显。一少部分人大显身手,但多数人仍在奋力挣扎之中。而当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时,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的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旋涡中。

(根据网易、Guardian、凤凰网、Economist、AP、Reuters、中信出版社整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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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2 13:39:05

原始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3e8b230102whd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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