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马克斯·韦伯面对慕尼黑大学的一群年轻学生们发表演讲,他振聋发聩的指出,在“祛魅”了的现代社会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
看完《老炮儿》,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段话。当时我脸上的泪水还没干,我觉得我实在太装逼了,看个电影还马克斯·韦伯,累不累啊?于是我掏出手机搜了一下,马克斯·韦伯接下来还说,正因为如此,“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
齐活儿了,《老炮儿》就是这么回事——作为一个兰芳人,我从这部电影中开始学着运用“儿”化音——尽管我一开始还认为,《老炮儿》指的是那个年轻人:老炮的儿。
导演怎么想,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想说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当然一个丰富的文本,我们总是能从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意涵,譬如《老炮儿》,代际、阶级、地域,批判现实,妥协权力,各种冲突杂糅纠结,不一而足;回溯下电影史,我们也能将其视作是老去的《顽主》,《头发乱了》里青葱逝去的摇滚老炮儿,以及时过境迁历经多次删改后终于公映的《我是你爸爸》(甚至电视剧《冬至》里也能找到熟悉的身影)。
《头发乱了》里引用了毛泽东那句名言:“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六爷老了,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仇家虽然年轻,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或者也像,北京这么重的雾霾,早起八九点钟看太阳,正有看晓波和小飞的即视感。
再回到韦伯,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来说,六爷的死显然“没有意义”,法治社会,还跟人茬架,有病也不治,这不自找么?六爷秉承着一种奇怪的价值观,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格格不入的行事方式——既不公知,也不五毛,在二环里的胡同串子间,自得其乐自成一体自行其是。从根子上说,六爷拒斥的,乃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性),不管左右,无论贫富(当然草根视角的“政治正确”贯穿全片)。
而六爷和他的老炮儿哥们间所秘传的,似乎正是韦伯所言之“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这些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只能在老炮儿的人间交往中留存,“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老炮儿的死,是对“祛魅”的彻底反动,是给死赋予了终极的意义。于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的现代艺术,终于在《老炮儿》里巍峨壮美了一次。
我就是从六爷上冰开始哭的,一直哭到丁武出来问路。起范儿的是那只鸵鸟,趾高气昂,迎风奔跑——没霾的时候,北京真好。
北京土著应该对《老炮儿》有特殊的感情,《老炮儿》就像《繁花》,是一次全球化时代地域文化的突围;同时又像《百花深处》,我总忘不了《百花深处》里的冯远征,我一直觉得只有他会成为六爷的知己(他是一个爱着直男的二刈子)。
我个人觉得——必须强调,是我觉得,不是电影主创的意思——“祛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男性气质的缺失,既整个大众文化走向娘娘腔的女性化,韦伯说“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老炮儿骂老炮的儿:“我顶看不上你那怂颠颠的二刈子样”,都一个意思。
所以直男很珍惜,雄性生物本能践踏法治,政治不正确,被丫们称作“直男癌”,但老炮儿不是癌死的,是心脏病发作。直男们有时候就是憋屈,想打架,片尾,一堆大叔们从看守所里齐刷刷的走出来,那酸爽,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只能蚂蚁缘槐。
刘慈欣在作品里表露过并在采访时公开说:“对男性那种很阳刚的审美和它过去的那种时代需要有关系,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它不需要这种气质的,它需要其他的东西。很男人气、很阳刚、很强壮的那种男性形象,在现在的大都市写字楼里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说相应地作为一种美学特征慢慢它就衰退了。”
我觉得大刘是不满的,直男有时候真的很憋屈。最痛苦的是,你生的儿子还是个“二刈子样”,年轻人不行,最后,还是要靠老炮儿出来平事儿。
现代社会一往无前,历史不可能开倒车,我以为,直男气质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政治不正确”,不尊重女性,就像霞姨对六爷,几乎是无怨无悔——尽管老炮儿六爷连一炮都打不完。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老炮儿》这样的电影里看到这种失落的雄风。
直男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