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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6月5日召开的“两建”工作会议上，多次脱稿提醒全市公职人员要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一下降，就会引起市场主体猜测，人家会误解是不是要请客吃饭。”陈建华坦言，“在我的工作日志中，原则上文件批复不过夜，哪怕早上早起，晚上到凌晨两点才睡，一天批10到15斤文件，也不能拖延工作。”（《广州日报》6月6日）
我们经常用“日理万机”来形容领导干部工作繁忙，但“万机”毕竟是个很抽象的概念，领导干部每天都做了哪些事情，普通百姓一般很难知道。现在陈建华市长告诉我们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一天批10到15斤文件。
古人评判一个皇帝是否勤政，总爱列举该皇帝批阅奏章的数量。中国历史上，有两位皇帝在这方面表现很出色。其一是秦始皇，《史记》说他每天都要批阅文书120斤；其二是雍正皇帝，史载其在位13年，朱批文件近5万，“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关于雍正的死因，有一种说法就是批阅奏折累死的。
若论起批阅文件的字数，这两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勤政皇帝比起一个广州市市长恐怕还有不及。秦始皇批阅的文件是竹简，且当时的一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半斤，有学者计算过，60斤竹简可以写四五万字。清代一封奏折平均也就几百字，就算雍正皇帝每天批50封，不过几万字而已。今天的“10到15斤文件”是个什么概念？若以A4纸计算，至少有1000多页，几十万的文字量。
而且我们相信，市长每天除了批阅海量的文件之外，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工作，比如开会、出差、访贫问苦……这样一位市长，可谓勤勉有加。然而我们在欣慰之余，不免有些担忧。市长毕竟不是钢铁侠，也没有三头六臂，每天要做这么多事情，长此以往身体能否吃得消就是个大问题。
其次，我们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文件需要市长亲自批阅。想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山会海”的积习难改，以至于总结、汇报、表功性的文件过多过长，一些并无实际“上奏”意义的文件既浪费纸张，又占用了市长的宝贵时间；二是市长的权力过大，无论大事小情，没有市长的批复就办不成；三是需要政府审批的项目太多，办事程序上不得不如此。
提高行政效率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否就只有行政主官“日理万机”这一条途径可以达到目的，则值得商榷。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将市长从繁重的文件批复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还提升政府办事效能，那就是“简政放权”。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带了个好头——今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审批项目；随后的4月24日和5月6日，国务院分别决定取消和下放了71项和62项共计133项行政审批事项。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把该减的审批项目减少了，把该放的权力放掉了，市长的办公桌上自然就不会有堆积如山的文件需要批复。
关于社会治理，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段精辟论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与“简政放权”的思路不谋而合。评价政府工作成绩，很多时候不是看政府多干了什么、新干了什么，而是看少干了什么、不干了什么。削减行政审批，政府好像变得“无为”了，但对于一个转型期社会来说，这种“无为”其实是最大的有为——政府收住自己的手，就释放了市场之手。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每天批阅几十万字的文件，经常批到凌晨两点钟，陈建华市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勤政官员的典型形象。但从长远看，“一天批10到15斤文件”既非市长本人之福，也很难说是市民之福。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我们的市长们每天都被沉重的文件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2013-06-06 12: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