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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唐代瓷器特展
整理/西风
01
三彩盤
唐（約7世紀後半-8世紀前半）
口徑25.3公分，足徑11.3公分，高3.8公分
盤直口微敞，淺壁，平底，矮圈足，盤底心與圈足呈同心圓內凹。盤面外圈至盤體施白、綠、黃三色釉。以白釉為底，於盤面外圈及器外壁處飾以黃綠釉相間的長條紋。本展品通體施白色化妝土，露胎處可見赤紅色胎，盤面中心無釉。在鞏義市第二紙廠2號墓[1]與黃冶窯遺址中均有發現相似出土物，是七到八世紀間常見的器形，推測可能是放置小盅的子母套盤。從盤體露胎部分可清楚看到成形時所留下的（土旋）紋，可知本展品為拉坯輪製而成，但是從胎質及釉色觀察，可發現此盤並未經過高溫素燒，與鞏縣窯部分三彩器特色－先經由約1100度高溫素燒，施釉後再以800度低溫燒成不甚相符。
唐三彩的製作，首先要將開採來的礦土經過挑選、舂搗、淘洗、沉澱、晾乾後，用拉坯或模具製成胎入窯燒製。由於鞏縣窯窯址曾出土為數不少的素燒坯器皿，所以一般認為這種三彩器皿的燒製多採用二次燒成法。從原料上來看，它的胎體是用白色的高嶺土製成，在窯內經過
1000-1100度的素燒，再施以配製好的各種釉料入窯釉燒，其燒成溫度為850-950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種氧化金屬為呈色劑，常見的有以氧化鐵表現褐色、氧化銅表現綠色與氧化鈷表現藍色三種。從目前訂年在七世紀中晚期的鞏義市芝田二電廠66號墓（650-675）出土的三彩盤口壺的施釉特色來看[2]，本展品的製作年代應不會晚於七世紀末，從盤身所施黃綠釉互不交融的情形來看，這是否是屬所謂的初唐三彩，尚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來解決。
[1] 朝日新聞社、大広編，《唐三彩展－洛陽の夢》（大阪：大広，2004），頁99‧
[2] 朝日新聞社、大広編，《唐三彩展－洛陽の夢》，頁100‧
02
綠釉褐彩厚緣罐
唐（7世紀末-8世紀初）
口徑9.5公分，足徑7.5公分，高8.7公分
罐斂口，厚圓唇，口緣下方飾一道深刻弦紋，溜肩弧腹，下腹內收，圈足外撇，厚足壁，足牆著地處削稜。器底外部有一尖刺狀突起，內部有三叉支燒痕跡。通器施半截釉，自口緣至腹徑最大處施綠釉，並於肩處以褐釉點出六組六瓣聯珠紋。釉色透明溫潤，惟施釉不均，器身可見濃淡不一的釉痕。施掛白色化妝土至器腹下部，其下至足部露胎，胎質堅硬，胎色粉紅。罐內自口緣起三分之一處掛白色化妝土，以下施滿釉，罐底有多處細開片及剝釉痕跡。從其胎與施釉的狀況推測，本展品應為二次燒成：素坯先以約1100度高溫素燒，施釉後再以800度左右低溫燒成，而這種二次燒造的技法見於河南鞏縣窯（今中國河南省鞏義市）三彩器。另外厚沿罐也為鞏縣窯中常見之器形，根據鞏縣黃冶窯出土報告判斷，[1]此種器形多出現在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該窯在器身上施半釉的特點也與本件展品相符，因此推測本展品為鞏縣窯或其鄰近窯場所產。
鞏縣窯規模大，產品種類繁、產量多，唐、五代時燒製白瓷，在開元年間（713-741）曾進貢供宮廷使用。鞏縣窯兼燒三彩陶和藍、綠、黃等單色釉與絞胎作品，也有造型與三彩作品酷似的彩繪馬、鎮墓獸和男女俑等。鞏縣窯陶瓷器中常見的裝飾技法，有釉上再加貼花、印花，有器身不加花而在器物肩部留數瓣珠紋等作法。三彩陶器胎呈灰白色，釉色有黃、綠、紅、藍、白、褐等多種，也有單色釉器及紋胎裝飾釉器。工藝特徵是器物多為平底、玉璧底、淺圈足等。三彩器是先燒素坯，再掛彩釉燒成。器物裝燒墊具有三叉支具，長方形墊具和圓形托珠，器物內或足底一般留有幾個墊具痕。鞏縣窯生產的三彩器不僅流傳於中國北方，在中國南部如揚州以及海外日本也有出土。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劉昇典）
[1] 河南省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黃冶唐三彩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34
03
黃冶窯三叉支燒
唐（618-907）
支釘尖端間距3.9公分，高1.3公分
中國河南省鞏義市黃冶窯窯址採集
平底，支端上折成釘狀。模製成形，黃冶窯的三叉支燒窯具有手製或者模製兩種，窯址發現有製作三叉支燒的模具，本件作品底部造型規整，應為模製，器表留有明顯的指印，應是製作者模製時以手指壓實的痕跡。白胎，素燒而成。支釘尖端殘留有鉛釉陶器物在燒造時鉛釉流淌沾黏的痕跡。
唐三彩是一種多彩鉛釉陶器，始燒年代約在唐高宗（650-683）中期或稍早，而盛燒於八世紀初至中葉，八世紀中葉以後雖仍有燒造，但作風已與色彩艷麗的盛唐三彩器不同。產地集中於陝西、河南、河北，位於河南省鞏義市的黃冶窯即為燒造唐三彩的重要窯場。
支燒窯具的功用是將器物生坯放置其上入窯燒造，可避免上釉的陶瓷器沾黏窯爐或匣缽。另外，多件器物疊燒以節省窯內空間時，使用支燒窯具也可避免器物彼此黏連。支燒窯具通常使用與燒造的陶瓷器物本身相同的坯泥，兩者遇熱的收縮率一致，燒造時器物才不易變形。[1]除了三叉支燒外，黃冶窯尚有如柱形三叉支燒、墊圈、墊餅、筒形支燒、柱形支燒、墊板等其他支燒窯具。[2]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林容伊）
[1] 河南省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著，《黃冶唐三彩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6。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著，《黃冶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市：大象，2005），頁174-180。
04
白瓷雙繫罐
唐（7世紀末到8世紀中）
口徑 11.5 公分 ，底徑 12 公分，高 23.5 公分
圓唇，短頸，圓肩，上腹圓鼓，下腹內收，平底，肩上橫列兩環形繫，腹寬於肩。底徑略大於外口徑。破裂後修復。胎體施透明白釉，釉色白微泛乳黃，上半部釉質光潤，細膩，腹部以下出現髒汙、磨損，底部露胎。胎體厚重，胎色灰白，胎質細緻，胎體無加飾，僅留有不明顯的轆轤拉坯的痕跡。此作品在施釉前先於胎體表面覆一層化妝土，這是當時常見的作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認為白瓷自北朝（386-581）晚期出現[1]，但是此說法並無根據。依照現存遺址及可參考資料顯示[2]白瓷最早應出現於隋代，到了唐代，技術工藝已臻成熟，形成了一般稱為「南青北白」的製瓷格局。
在目前已知的唐代白釉瓷器當中，較難找到與此器相似附有雙繫及平底無足之作品，僅能以胎體造型及表釉的特色各別比較。此類造型在唐三彩作品中屢見不鮮，由Museum
of Decorative Art, Copenhagen 收藏出產於盛唐的三彩魚紋萬年壺 （圖1） [3]可明顯看出其相似性。外形及釉兩方面最為類似的作品長谷部樂爾於《世界陶磁全集》中介紹的盛唐白瓷壺（圖2）[4]。
圖1 三彩魚紋萬年壺唐
藏地不詳\圖2 白瓷萬年壺 唐
波士頓美術館藏
目前唐代白瓷窯遺址發現不多，在已出土的器物之中，有部分還無法確定其窯口[5]，且難以找到相似作品，僅可依部分特徵猜測，此器應為北方白瓷，可能出產於盛唐。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艾美麗Emily Mae Graf）
[1] 參見馮先銘等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1997），頁202。
[2] 小林仁和森達也在《中國古陶瓷研究》發表了這個看法，參見《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另外參見：龜井明德，〈關於北朝隋時期的初創期白釉白瓷碗的追跡〉，《亞洲古陶瓷》，2004
第1期，頁39-55。
[3]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東京：小學館，1976），第11卷：隋唐，頁71。
[4]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第11卷：隋唐，頁208。
[5] 馮先銘等編，《中國陶瓷史》，頁207。
05
白瓷雙龍柄壺
唐（約8世紀前半）
口徑6.5公分，底徑9公分，高36公分
盤口壺為基本器形，外折厚唇，盤口上寬下斂，下置喇叭式頸，頸肩有一道陰刻弦紋。器身呈倒卵型，下半身內縮，足部外撇，有缺損，平底。
口緣兩側至肩部的弧形把，以雙股泥條平行拼合，只表現龍首啣咬盤口狀及其軀體上半部，兩把手的脊背處各間隔貼飾三個乳丁狀圓點飾，其中一把手連接器身處有裂痕。整體白胎施罩高溫透明釉至器身中央偏下部，表釉偏青色，器身分布細小淡褐斑，亦有破損與沾黏痕跡。
此類雙龍柄壺流行時期為七世紀的初唐至八世紀前半的盛唐，並於安史之亂（755-763）後迅速消失，本展件器形裝飾與中國河南省伊川墓（約8世紀前半）出土的白釉雙龍柄壺有著相近特徵，應屬盛唐時期流行的作品（圖1）。依據現有的考古發現，這種壺集中出現於中國陝西省、河南省，是特定區域之間流行的器物。
圖1雙龍柄壺 唐 中國河南省伊川墓出土
| 圖2 a 雙龍柄壺 北齊至隋 芝加哥市立美術館藏 b 雙龍柄壺 隋 中國陝西省李靜訓墓出土 c 雙龍柄壺 唐 中國河南省伊川墓出土 |
龍柄壺口徑狹窄，龍首內探幾乎填滿整個口部，實用性不高，較可能為明器。在目前出土紀錄中，雙龍柄壺經常是兩兩成雙陪葬，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其發展脈絡經歷了北齊至隋代的連底雙身雙柄壺、隋代後期的分底雙身雙柄壺，之後便分開為獨立而成對的雙龍柄壺陪葬品（圖2）[1] 。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余玉琦）
[1]龜井明德，〈隋唐龍耳瓶的型式與年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6期（1999），頁43-61；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故宮文物月刊》，第278期（2006.5），頁30-47。
06
白瓷五花式口盤
唐-五代 （9-10世紀）
口徑20.4公分，底徑9.3公分，高4.1公分
五瓣花式口，口緣微向外翻，淺弧腹，矮圈足外直內斜、底邊削稜一周，通體素面無紋。白胎，薄施白釉至足，內外壁有垂釉痕跡，口緣一圈剝釉成芒口，內盤底亦有幾處剝釉，器底露胎，留有修坯轉旋刀痕。釉色白裏微微泛青，應是以木柴為原料，在還原焰中燒製[1]。從釉的流動方向推定為仰燒而成。類似作品曾見於1965年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該遺址出土晚唐及五代兩件白瓷盤[2]，形制皆為五花式口盤、釉色白中透青、底露胎，與本展品相近，因此推定本展品應屬晚唐至五代早期定窯系作品。
定窯為中國北方著名窯場，窯址在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一帶，唐代以來曲陽縣隸屬定州，曲陽縣境內的窯場便稱為「定窯」。定窯燒瓷始於唐，盛於宋，衰於元，歷時七百餘年[3]。唐、五代的定窯，以還原焰燒製白中泛青的白瓷，採用匣缽仰燒。入宋後白瓷以煤為原料，於氧化焰中燒造，形成白中泛黃的釉色，並使用印花裝飾，北宋中後期採支圈組合式覆燒技法，提高產量。金代以後大體延續宋朝燒窯技術，但質量漸漸不如以往[4]。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陳亭蓉）
[1]
李輝柄，〈定窯的歷史以及與邢窯的關係〉，《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頁71-72。
[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頁394-412。
[3]
謝明良，〈定窯白瓷概說〉，《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3-5。
[4]
李輝柄，〈定窯的歷史以及與邢窯的關係〉，頁70-77。
07
白瓷五花式口盤
五代（10世紀）
口徑13公分，底徑7.1公分，高2.3公分
五花瓣式侈口，斜弧腹，腹身上部留下數圈拉坯時產生的弦紋，圈足內壁斜削成楔形足。胎色白，除器底外通施白釉，胎釉結合緊密，器表施釉均勻，釉表光潔，釉色白中泛青。圈足著地處粘結窯砂，應是仰燒而成。相似作品見於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安徽合肥姜氏墓[1]，以及1996年發掘安徽涇縣窯址[2]，國外亦有收藏，從胎釉推定本展品可能為安徽涇縣窯燒造。
涇縣窯位於安徽省涇縣晏公鎮境內，又稱晏公窯。涇縣窯始燒期在唐代，盛於五代，降於北宋。此窯白瓷胎釉潔白，釉質堅挺，底部多乾澀無釉。圈足較高，足內牆常見45度斜壁[3]。涇縣自唐是宣州轄地，五代南唐先定都宣州，後遷至建業。明人王世貞有「瀉向宣州雪白瓷」詩句，清龔鉽《景德鎮陶歌》：「嫩荷涵露透琉璃，縹色何如祕色瓷，昨夜月圓新試碾，宣州雪白鳳州詩」，皆吟詠宣州白瓷風采。
五花式口為晚唐、五代造形特徵，類似造形見於吳太和五年（933）江蘇連雲港市王夫人墓、南唐保大四年（946）安徽合肥市湯氏縣君墓、南唐建隆二年（961）江蘇南京市李璟墓等地出土的白瓷五花形碗[4]。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陳亭蓉）
[1]
葛介屏，〈安徽合肥發現南唐墓〉，《考古通訊》，1958年7期，頁56-57；王丹丹、袁南征，〈安徽省博物館藏出土五代北宋白瓷器探討〉，《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383。
[2]
張勇、李廣寧，〈宣州窯白瓷的發現與探索〉，《中國古陶瓷研究》第4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205-209。
[3]
杜勁甫，〈晚唐、五代南方白瓷研究初步報告〉，《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0。
[4]
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陶磁にみる五輪花の流形〉，《MUSEUM》，第300卷（1976.3），頁29。
08
青瓷唾壺
南朝（420-589）
口徑5.3公分，足徑4.5公分，高6.7公分
盤口，口緣略向外翻，束頸，溜肩，扁圓腹，下接餅型實足。口部占器身比例約三分之一，口緣寬幅僅略小於器身最大徑。拉坯成型，但器身不規整，口緣以及腹部皆有歪斜。胎質疏鬆，為灰白色，內外均施半透明青黃釉，施釉不及足，釉呈淺橘黃色，積釉處泛草綠。釉層表面凹凸不平並有細小釉泡，開片狀態細密，有多處剝釉。中國江西與福建兩省南朝墓葬出土的陶瓷都有此類釉色青黃的青瓷作品，通常胎、釉結合較差且容易剝釉，兩省作品有時難以明確區分。[1]
唾壺為盛唾穢物或漱口剩水的日常用器，能替高位者執唾壺被視為一種榮寵，例如唐代徐堅所撰類書《初學記》記載：「漢侍中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2]此則記載顯示孔安國因為儒者的身分，得以為皇帝掌唾壺，引起其他臣子的羨慕。唾壺也是常見的陪葬器物，墓室壁畫亦時而可見手捧唾壺的侍從。以唾壺陪葬是六朝以來常見的現象，又以東晉時期最為流行。[3]原本西晉時期的唾壺較大具有實用性，但從東晉開始以迄南朝，形體逐漸偏矮小，成為陪葬器。[4]本件唾壺的尺寸較小，應屬明器。福建省多處墓葬皆曾出土與本件器形相似的唾壺，如：南安豐州華僑中學九號南朝墓、[5]福清音西蒼霞唐墓，[6]可見此類器形的年代跨度不限於南朝，而延續至唐代。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賴奐瑜）
[1]
謝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故宮學術季刊》，1989年3期，頁39-74。
[2]
徐堅撰，《初學記》，（臺北：新興出版社，1972）。據明嘉靖辛卯年（1531）刻本影印。
[3]
謝明良，〈唾壺雜記〉，《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2008)，頁 17-31。
[4]
林中干、林存琪、陳子文，〈福建六朝墓初論〉，《福建文博》，1987年2期。
[5]
謝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頁39-74。
[6]
福建博物院，〈福清音西蒼霞唐墓〉，《福建文博》，2007年4期，頁1-7。
09
青瓷雙繫罐
南朝-唐（480-918）
口徑5.5公分，底徑4.5公分，高8公分
敞口，豐肩，肩以下斜直內收成直腹罐。肩置兩個環形橫繫，雙繫為圓條捏製，但造型並不統一，雙繫皆有修復痕跡，附著的雜質呈磚紅色。平底，底部有切離轆轤留下的線切痕，露胎呈淺赭色，胎土內含大量的黑色雜質清晰可見，器身亦遍佈零星黑斑。覆以黃中泛草綠的青釉，全件剝釉情形嚴重，並有細密開片。
此類雙繫青瓷罐，在中國福建省福清市音西蒼霞唐墓有出土類似的器型。[1]1982年於福建省福州市西郊發現的懷安窯，[2]該窯至遲始燒於南朝並沿續至唐代。[3]懷安窯南朝堆積層出土了與本件造形相似但體積較大的雙繫罐，此外，懷安窯南朝青瓷的胎中常見黑色雜質，釉色青黃，器足加工不甚規整。[4]本件雙繫罐的胎、釉都符合上述特色，因此懷安窯為其可能產地之一。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賴奐瑜）
[1]
福建博物院，〈福清音西蒼霞唐墓〉，《福建文博》，2007年4期，頁1-7。
[2]
原報告為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福州懷安窯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6年27期，頁3-34。另可參閱：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論》（福州市：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1），頁149-151。
[3]
由於該窯出土刻有梁武帝年號「大同三年（537）□月廿日長男劉滿新造」以及唐德宗年號「貞元」的兩件紀年銘窯具，為判斷該窯年代之上限與下限提供了確切依據。
[4]
栗建安，〈福建古瓷窯考古概述〉，《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建省博物館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館，1993），頁175-180。
10
青瓷雙耳罐
南朝 （420-589）
口徑6公分，底徑3.3公分，高5.5公分
全件經過修復。器形為歛口，圓肩，肩上對稱安置兩個環形橫繫，曲腹，器身弧線至器底微向外撇。雙繫為捏製並以銳利的道具修整之後再打洞。本器拉坯成形，器身下半部有許多草率的旋削痕。平底，底部有切離轆轤留下的線切痕，露胎呈淺灰胎，胎中含大量黑色雜質，施以青白釉，外部施釉不及底。內部積釉形成等距螺旋分佈。有開片及剝釉情形，積釉處開片明顯並有深綠色斑點，釉胎交界處泛紅。
中國福建省閩侯縣荊溪關口橋頭山二號南朝墓曾出土造形相同的雙耳罐。[1]福建省境內南朝窯址有晉江市磁灶窯、福州市洪塘懷安窯、連江縣敖江已古窯、磁灶窯。其中懷安窯南朝青瓷的胎中常見黑色雜質，釉色青黃，器足加工不甚規整，施釉多不及底。[2]本件雙耳罐的胎、釉都符合上述特色。此外，筆者比對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懷安窯破片（圖1），[3]本件作品與該破片的胎質極為相似，兩者皆呈淺灰色，含有許多氣孔、砂眼與黑色雜質，整體質地雖然細密，但是胎質並不精良，因此可以推斷懷安窯為本作品的可能產地之一。
圖1 懷安窯破片
唐至五代臺灣海峽打撈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1966年清理的福建省永春縣金峰山唐永徽二年(651)紀年墓，[4]曾出土施釉方式與本品相近的青瓷小罐，同樣具有掛半截青白釉的特徵。綜合造形與施釉特徵的比對，本品年代應屬南朝，但類似作風的作品有延續至唐初(618-680)的現象。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賴奐瑜）
[1]
黃漢杰，〈福建閩侯關口橋頭山發現古墓〉，《考古》，1965年8期，頁425-427。
[2]
栗建安，〈福建古瓷窯考古概述〉，《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建省博物館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館，1993），頁175-180。另可參考福建省博物館、日本國博多研究會，〈福州懷安窯貿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2期，頁32-33。
[3]
此類粗製青瓷過去被歸類為越窯粗製品，但在近年被學界重新確認為福建省懷安窯所產。相關研究史以及標本之鑑定請參閱謝明良，〈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及相關問題〉，《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5)，頁283-285。
[4]
永春縣博物館，〈永春清理兩座南朝墓葬〉，《福建文博》，2007年2期，頁11-15。更清晰的圖版請參閱《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ドの拠点福建》（日本：愛知縣陶瓷資料館，2008），頁38-41。
11
青瓷鐎斗
南朝（420-589）
口徑7.3公分，底徑4公分，高8公分
敞口圓腹，平底，底部銜接三個尖形足，足略外撇。器身為拉坯成型，尖形足與執柄為捏製，執柄的頂端有斷裂露胎。與柄相對的另一側器身有貼飾物斷落的殘跡。胎為鐵灰色並含黑色雜質，質地緻密，掛灰白色化妝土再施半透明青釉。施釉不及底，內部滿釉，開片為蜻蜓翅紋理，胎、釉結合不佳，全件有剝釉情形。從底足尖端沾有化妝土以及釉料流向可知燒造方式為正燒。
陶瓷鐎斗的祖形來自青銅器。唐代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記載「鐎，温器也，三足有柄」。[1]由於鐎斗出土時多擱置於陶製三足盆中，三足盆呈圜底，器壁較厚，應是與鐎斗成套作火盆使用。
福建省六朝墓葬出土的鐎斗底足可分為蹄形足與尖形足兩式。本件鐎斗尺寸極小，不符實用需求，是依照日用器造形製作的明器。福建地區出土的鐎斗時代最早僅至南朝，而江蘇、浙江、江西等省的鐎斗則較集中於吳至西晉墓葬，東晉以後數量漸少，[2]顯示各地區流行器形的不同進程。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賴奐瑜）
[1]
釋玄應，《一切經音義》，（清代海山仙館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十五。
[2]
謝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故宮學術季刊》，1989年3期，頁39-74。
12
青瓷三繫罐
隋（7世紀初）
口徑6.8 公分，底徑 5.8公分，高10.9 公分
短直口，圓唇，肩上分列三雙股泥條半環形縱繫,
腹與肩同寬，器身中部有一周凸稜，下腹漸收斂，餅形實足微外撇。胎體外觀粗糙，表釉已遭嚴重侵蝕，無法詳觀其原貌及原色。依現況推斷，此器應為灰白胎,未施化妝土，上半部施青釉，中下腹及底部露胎。
隋代青瓷是以南北朝時代的陶瓷生產技術演變而來，胎體一般來說較為厚重，且因工藝水平提升。整體較為細緻，胎色因產地及成份不同而異，但以灰白色居多，青瓷多半是在饅頭窯中燒成的，雖然在隋代裝窯技術進步，但依然無法解決窯爐結構及還原焰掌握不易的問題[1]，產生表釉常有流珠，施釉不均等現象。現存隋代的作品大多不施全釉，可能與上述燒瓷技術問題關係較小，尤其是以凸稜造型配合施半截釉，應是技工依當代習慣及流行刻意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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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青瓷四繫罐 隋
中國河南省安陽卜仁墓出土 |
圖2 青瓷四繫罐
隋 中國河南省安陽卜仁墓出土 |
類似本作品之器物曾於陝西省西安市隋煬帝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2]及河南安陽隋文帝仁壽三年（603）卜仁墓[3]（圖1、2）出土，根據現有資料可估計此類器物產於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依卜仁墓及其他遺址中器物來看，可知隋代青瓷罐以肩附四繫為主流，且有帶蓋，一般稱「四繫罐」（但可見附二、三、六、八繫且無帶蓋者，因此無法確定本物件是否為無蓋，還是其蓋已遺失或遭損毀）。最初發現於河南安陽小屯村，之後又在河南其他地方及陝西、河北出土，但在南方的隋墓中較為少見。比較已知隋代北方各瓷窯產物之特徵，此三繫罐可能出產於河南安陽相州窯[4]。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艾美麗Emily Mae
Graf）
[1] He Li.
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London: Thames
and Hudsen, 1996), p. 51。
[2]
唐金裕，〈西安西郊隨李靜訓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9期，頁471-473；另外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成效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3]
參見李濟，《安陽發掘報告》（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另外參見：石璋如，《小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
[4]
馮先銘等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184。
13
青瓷印花四繫罐
隋（581﹣617）
口徑6公分，足徑5公分，高13.9公分
小淺盤狀口，短頸，斜肩，圓鼓腹，下置一略外撇、底邊削棱的餅形足。對照同時代安徽合肥所出土的四繫罐（圖1），
本展品肩部的四對圓形殘痕，原應塑貼四個方形橫繫。胎色灰白；口緣至腹部掛上以氧化鐵為原料的青釉，以高溫燒成，釉色黃褐光潤，施釉從口緣至腹中部，釉面有小開片紋，且因胎與釉的結合不緊密，以致釉面有剝落現象；下腹至底部露胎。肩與腹部飾以弦紋；肩下戳印四朵團花，花間裝飾四株草葉，其做法是用印模在胎上壓印，施釉後，因青釉積聚而使花紋上的釉色顯得更加深沉。
在安徽合肥與湖南長沙隋墓皆曾出土與此展品器形、釉色與裝飾手法相似的陶瓷。 這些出土陶器釉色多青綠和醬色，施釉均勻；印花的裝飾方法的使用也極為普遍，以花瓣、團花、草葉等紋飾為主；器物多只施釉到腹部中間，腹下及器足露胎。此種裝飾工藝，具強烈的時代特徵，是隋代常見的技法。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陳宜均）
安徽合肥：大興鎮宋伏龍村窯廣北側2003年出土，圖版出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卷8：安徽，頁54。
安徽合肥隋墓，參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卷8：安徽，頁54。。湖南長沙隋墓，墓中出土開皇元年（581年）始鑄的「五銖白錢」。為較確定的年代，與展品相似之隋代陶瓷，詳見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3期，圖13：3，頁96，及圖版12：3。
14
青瓷五管瓶
隋（581-617）
口徑6.5公分，底徑7.5公分，高10.2公分
青瓷五管瓶，口部微外撇，與腹部相連處有一圈接痕，應為分開製作。器腹扁圓，外壁有轆轤痕跡。口緣四周貼有四個中間鼓起的小管，小管為實底，不與器身相通，為分別製作。餅形實足底部有五個支燒痕，為正燒。除內壁和足底部外均施青釉，釉色青綠，透明呈玻璃質，可看到細小的開片。由露胎處可看到灰白的胎體，結合釉色和餅形實足上的支燒痕跡可判斷其為中國浙江省越窯作品。
圖1 青瓷七管瓶
隋 中國江西省南昌縣富山鄉隋墓出土南昌縣博物館藏
本展品器形是否源自漢代的五聯罐，目前不明。五聯罐用途至今不明，但其應和喪俗有關，即作為明器使用。
本作品和中國江西省南昌縣富山鄉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七管瓶（圖1）造型有類似之處，故年代上可推斷為隋代。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易穎梅）
謝明良，＜六朝穀倉罐綜述＞，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6），頁257-276。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江西，頁38。
15
青瓷印花缽
隋-初唐 （6世紀末-7世紀初期）
口徑12.9公分，底徑4公分，高4.9公分
直口微斂，口緣處稍殘，器壁圓弧狀內收，小平底，器內底心微微凸起。碗內底心壓印數圈同心圓紋，而後再於同心圓紋外壓印五團草葉紋。磚紅色胎，器內外施白色化妝土，外壁僅施掛至近半處。器內滿釉，器外施半截釉，器外壁露胎處有明顯轆轤拉坯痕跡。釉色青黃，釉質透明多開片，胎釉結合不甚緊密，多處剝釉。
此種直口平底印花缽，在江西省境內幾座紀年隋墓出有同式器物，如清江縣上陽水庫開皇十六年（596）墓、同縣樹槐鎮大業七年（611）墓、同縣黃金坑大業十一年（615）墓等，
另外，河南省洛陽市鄭 開明二年（620）墓也出有同式缽， 可知其盛行年代約為六世紀末至七世紀第一個四半期。
由此類作品釉色青黃，釉質透明多開片，胎釉結合不甚緊密等胎質與釉色的特徵推知，很可能為江西地區窯場所生產，江西省豐城市曲江鎮羅湖村寺前山窯址，也發現過同類印花青瓷缽完整器（圖1）。
而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可知，江西豐城地區的窯址群，即為陸羽《茶經》中所指，唐代六大名窯之一洪州窯的前身。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林容伊）
即范鳳妹、吳志紅著文中的Ⅰ式碗，見范鳳妹、吳志紅，〈江西出土的隋代青瓷〉，《江西歷史文物》，1984年1期，頁38、40、45。
隋末王世充（?-621）建立之政權。
余家棟，〈試析洪州窯〉，《中國古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96；發掘報告見曾億丹，〈洛陽發現鄭開明二年墓〉，《考古》，1978年3期，頁215-21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豐城洪州窯遺址調查報告〉，《南方文物》，1995年2期，頁14圖2之10。
1977年發現與1979年開始發掘豐城市曲江鎮羅湖村窯址群以後（調查報告參見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等，〈江西豐城羅湖窯發掘簡報〉，《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73-93），陳柏泉、余家棟各著文指明羅湖村窯址群即為洪州窯窯址。1995年發表的豐城市遺址調查報告則指出，由地理分布與出土遺物之間的關係可知，豐城市轄區內的29座窯址可以看成以贛江為紐帶連成的一個整體，均為洪州窯窯場，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豐城洪州窯遺址調查報告〉，頁28。
16
青瓷印花碟
唐（7世紀）
口徑10.2公分，底徑3.3公分，高2.4公分
口緣內折，淺腹，器壁弧度內收至近半處斜削至底，小平底，內底心微微隆起。器內壓印三組同心圓紋，盤心的第一組同心圓紋至第二組間壓印一周縱式水波紋。灰胎，白色化妝土外壁僅掛至近半處，器內滿釉，器外施半截釉，器外壁未施釉處有轆轤拉坯痕。釉色青褐，釉質透明晶亮佈滿開片，然胎釉結合不甚緊密，多處有剝釉現象。從積釉處與釉的流向可知為正燒。
本作品類似器形曾於江西省豐城市曲江鎮羅湖村窯址出土（圖1），窯址發掘報告將其同期器物歸於唐高祖至睿宗時期（618-712）。[1]而本作品的縱式水波紋印花，亦見於羅湖村窯址出土、流行於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的直口平底印花青瓷缽（圖2）。[2]由此可知應為江西瓷窯所生產，年代或可定為七世紀前半。
圖1 印花青瓷碟 、 唐
中國江西省豐城羅湖村窯址出土
圖2
印花青瓷缽 、隋至初唐 中國江西省豐城羅湖村窯址出土
江西瓷窯燒造歷史悠久，最遲自三世紀中葉即已開始燒造。[3]雖然產品質量比不上浙江省北部的越窯，但除了唐代陸羽《茶經》列洪州窯（今江西豐城窯群）為六大名窯之一外，《舊唐書‧韋堅傳》亦載天寶二年（743）玄宗詔群臣於苑東望春樓，同觀韋堅所建新潭，潭側數百艘船中陳列各郡珍貨，當中「豫章郡船」包括「名瓷」、酒器、與茶器。由此事可知，江西窯場生產的瓷器品質在當時也具有一定的聲名，可以輸出到江西以外的地區，甚至貢入朝廷。[4]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林容伊）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豐城洪州窯遺址調查報告〉，《南方文物》，1995年2期，頁8、17圖5之10。
[2]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等，〈江西豐城羅湖窯發掘簡報〉，《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1984），頁85圖7之11、頁87圖10之1與2。
[3]
〈江西豐城洪州窯遺址調查報告〉依據A型罐與A型盤口壺所飾的麻布紋、斜方格紋、水波紋等紋飾可見於江西宜春東漢晚期墓，試圖將窯址燒造年代提早到東漢晚期（2世紀後半），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豐城洪州窯遺址調查報告〉，頁25，然而這種僅依據紋飾作為始燒年代下限證據的做法並不可靠，因為上舉紋飾在東漢晚期以後依然被使用。不過報告中同期的B型Ⅰ式缽確實與南昌東吳永安六年（263）墓出土青瓷缽相同，因此筆者認為燒造年代確可早至東吳時期（222-280）。
[4]
關於江西省瓷窯作品的輸出，可參考謝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故宮學術季刊》，6卷3期（1989），與同氏〈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綜合探討〉，《故宮學術季刊》，7卷3期（1990），皆收於氏著《六朝陶瓷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頁112-189。
17
青瓷劃花缽
唐（618-907）
口徑11.5公分，底徑7.0公分，高4.2公分
本件青瓷劃花缽，斂口，平底，器壁厚。胎色灰白，略鬆，施半截透明青釉，積釉處為青綠色，釉質透明，具細小玻璃質開片，開片處由於經年侵蝕土咬而呈現紅色，器表有剝釉現象。器底先印壓兩圈弦紋，再以劃花於缽中心畫出五道放射狀的刻紋。這樣的紋飾在隋唐五代的陶瓷器上極為少見。不過斂口平底的器形（圖1）多見於唐代，就器形而言應可斷定其為唐代無誤。[1]
圖1 青瓷缽
唐 中國廣東省梅縣古墓葬出土
依照釉質看來，可能為中國江西省所燒製作品，但目前仍無法確定特定的生產窯址。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易穎梅）
[1]
參見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東京：小學館，1977），卷11：隋唐；曾廣億，＜廣東唐宋陶瓷工藝特點＞，收入《廣東唐宋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學，1985），頁32-43；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梅縣古墓葬和古窯址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3期，頁207-215。
18
壽州窯四繫罐
唐（7-8世紀）
口徑11公分，底徑12公分，高28公分
直口、厚唇，直頸，溜肩，圓腹，最大器徑在腹上部二分之一處，腹下直收，平底。口緣為接合而成，在頸腹交接處置有雙股縱式環耳四個。先在腹上部二分之一處上一層白色化妝土，採用浸釉方法在器身施半截青黃色釉，有釉色厚薄不均的情形，在器腹下部，又因為釉汁流動，出現淚痕。灰胎，胎質粗糙，夾雜有黑白砂粒。由口緣一圈無釉，底部有疊燒痕跡看來，可知本作品應是樏疊燒造而成。
圖2 壽州窯四繫罐殘件
唐 中國安徽省壽州窯余家溝窯址採集
陸羽《茶經》云：「壽州瓷黃茶色紫」，記述唐代壽州地區燒造黃釉瓷。壽州窯址分布於安徽省淮南市的上窯鎮、李嘴子、三座窯、徐家圩、余家溝等地，燒瓷的時間始於隋，唐代是其繁盛時期，以燒造青釉、青黃釉瓷器為著稱。[1]與本展品類似的作品有安徽亳縣博物館壽州窯藏品以及在余家溝窯址採集到一件腹部殘缺的四繫罐[2]，因而推測本展品為壽州窯製品。此外，在安徽壽縣唐代墓葬亦出土了一件與本展品在器形及釉色相近，但肩部只貼塑三繫的作品，經學者比對可知這類作品的相對時代可能為唐代（7-8世紀）[3]。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何姤霖）
[1]
中國硅酸鹽協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209。
[2]
胡悅謙，〈談壽州瓷窯〉，《考古》，1988年8期，頁738-750。
[3]
壽縣博物館，〈安徽壽縣發現漢、唐遺物〉，《考古》，1989年8期，頁761-762、頁755。
19
青瓷注壺
唐（9世紀）
口徑9公分，底徑10.3公分，高18公分
侈口、短頸，器形圓弧，底部置假圈足。器肩設有多稜形短注口、對側設把，兩者之間安半環形縱繫。繫與把皆由雙股式泥條貼塑而成，下端有壓印泥條黏附於器身的痕跡。兩側縱繫下方壺身處，皆有一圓形突起痕跡分布，可能係因燒造時與相鄰器物緊鄰而留下之黏附殘跡。釉色成粉狀剝落，釉不及底。依據壺口內側與積釉處判斷應為青釉。注口右下方留有因損傷磨釉而造成的褐色斑紋，左下方亦有釉色向下流動的漸層釉色痕跡。口緣略有損傷，露出青灰色胎質，卻與底部與壺內略帶紅色不同。這可能與胎質本身或保存環境含鐵所形成之氧化變色有關，原胎質應為青灰色。壺腹內外均有轆轤拉坯痕跡，腹身下方與足部交接處嵌有黑色雜質。
依據多稜注口與尺寸大小等特徵，本件青瓷注壺與唐代湖南長沙銅官窯調查報告之甲II型注壺
與同省衡陽市唐代水井出土之注壺 相近。類似造型的注壺曾出土於紀年為元和五年（810）之浙江省紹興縣王淑文夫人墓 與記年為太和八年（834）之江蘇鎮江陳夫人墓 中。相似器形亦可見於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與日本大宰府鴻臚館遺跡中，可知應屬晚唐以後流行之外銷陶瓷器形。然而本件作品之釉色與胎質結合不佳
，不同於長沙窯、越窯同時期之現存器物，目前尚無法確認其詳細出處。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張育雯）
參見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唐代長沙銅官窯址調查〉，《考古學報》，1980年1期，頁76暨圖版壹7。
周世榮，〈湖南衡陽南朝至元明水井的調查與清理〉，《考古》，1980年1期，頁66-67。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瓷全集》（東京：河出書房，1963），卷9：隋唐，頁106。
原考古報告之描述如下：「這座墓並出土了黃釉施彩罐和醬釉雙繫罐各一。黃釉施彩罐高14.5、口徑9.5厘米。短頸,口稍侈,兩繫呈葉形狀附加在肩部,在二側黃釉下各施斑點深赭色釉,並在其內圈施斑點…」，參見〈揚州發現兩座唐墓〉，《文物》，1973年5期，頁70-72。
此特徵符合何翠媚，〈唐代末期に広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一文指出廣東省境內大量生產的粗製青釉陶瓷具有釉料容易剝落的說法。何翠媚，〈唐代末期に広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1992年12期，頁159-184。
20
青瓷褐斑雙繫罐
唐（9世紀）
口徑8.8 公分，底徑9.5 公分，高17.3 公分
口緣較厚，略似唇口，短頸，圓肩，最大徑在腹中間，弧度從腹下漸往內收，餅形假圈足，器底中間稍微內凹。肩部至腹下對稱壓印的四道垂直線，器身做出四瓣瓜稜形。在對應的兩瓣上端分別黏有兩繫，繫的作法簡單，可見製作草率的圓條接痕，還可見陶工壓貼圓圈形繫的壓痕。胎為灰白色，沒有上化妝土，施青釉至腹下，頸部與肩連結處積釉，施釉處有細小不規則開片。露胎處可明顯看出轆轤痕跡。
褐斑裝飾是以含鐵較多的釉料，於器物表面略有規則地施斑點，或畫出條形斑紋，入窯之後點彩處呈醬褐色。青瓷的褐斑裝飾最早出現在東吳時期，流行於東晉，南朝時候持續生產，唐代的褐斑裝飾仍繼承這一傳統燒造，以長沙窯為代表。[1] 本件上褐彩時，以旋轉方式沾取釉彩，導致其褐斑往水平方向流淌。然而本展品的胎比長沙窯製品細密，在繫、施釉與裝飾的製作技巧上卻比長沙窯製品粗糙，且沒有上化妝土，推測可能是浙江地區的作品。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李欣葦）
[1]
謝明良，〈綜述六朝青瓷褐班裝飾—兼談唐代長沙窯褐斑及北齊鉛釉二彩器彩飾來源問題〉，《藝術學》，4期（1990），頁107-164。
21
青瓷多角罐
唐（618-907）
口徑6.3公分，底徑9.3公分，高22.5公分
直口，深腹，下部微斂，平底。器身作三層葫蘆形，每層腹部貼塑四個等距菱角狀尖角，尖角為下垂狀，上下之間平行排列，形成四縱向尖角列，每行由上至下漸次增大。胎色暗紅，胎質略粗。通體施青黃釉，施釉未及底，釉上均勻布滿細開片。罐身拼接而成，每一束腰間可見接痕；尖角以堆塑技法裝飾於器身，堆塑為塑出立體狀紋飾貼於坯體上的一種裝飾手法，亦稱「堆貼」或「塑貼」。
根據目前考古資料，此類多角器多見於浙江、湖南、廣東、福建、四川等省份的唐宋墓葬，其功能用途目前仍眾說紛紜，但應可確認為喪葬用明器。[1]此件器形、釉色與1974年浙江省上虞市章鎮洛頭村出土的青釉多角罐（圖1）近似，[2]應亦為浙江越窯所燒製。越窯歷史可追溯至漢晉，為中國南方著名的青瓷窯，唐、五代的越窯中心位於慈溪上林湖（浙江省寧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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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青釉多角罐 唐
中國浙江省上虞市章鎮洛頭村出土 圖2 多角陶罐 北宋 中國湖南省長沙北宋墓出土
根據出土多角器之器形演變，唐代多角器多呈葫蘆形，器腹層數較少；宋代則多為寶塔形，器身拉長而層數較多。前者如上述的浙江上虞章鎮出土多角罐（圖1），[3]後者有1959年湖南長沙北宋墓出土的多角陶罐（圖2）。[4]唐代越窯多角器多見於中晚唐時期之墓葬，加之多角器不見於南方中唐以前墓葬，[5]此件展品推測應為中晚唐的越窯製品。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周穎菁） [1] 22 青瓷瓜形小罐 唐 （9世紀） 本件青瓷小罐，短直口，平底。器身為球狀，略扁，上以四道壓印將器身均分為四瓣，整體造形呈瓜形。 作品通體施罩青釉，底部有支燒痕，應為正燒。釉色溫潤，釉上略帶出土土沁的痕跡；從口緣剝釉露胎處可看到灰白色胎，質地頗為堅硬，為中國浙江省越窯作品。同樣器形的作品如中國浙江省慈溪市橋頭鎮越窯上林湖窯址亦有類似標本出土（圖1）。[1]
晚唐五代的越窯作品不太使用繁複的紋樣裝飾，此時期的越窯講究的細節在於以簡單的裝飾襯托釉色之美；並常見花口、瓜形等造型。[2]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易穎梅） [1]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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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2 22:2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