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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坐落在人民广场南侧，是一座大型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十二万件，其中尤以青铜器、陶瓷器、书画为特色。上博创建于一九五二年，原址在南京西路三二五号跑马总会，一九五九年十月迁入河南中路的旧中汇大楼，一九九二年上海市政府作出了决策，拨出市中心人民广场这一黄金地段，建造新的上海博物馆。新馆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全面建成开放，总建筑面积近四万平方米，象征“天圆地方”的圆顶方体基座构成外观上不同凡响的视觉效果，把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馆内设有十一个专馆、三个展览厅。
此番再访上博，提前做了些功课，目标是遍寻上博的镇馆之宝。对镇馆之宝的选取和排名历来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笔者参考了一些资料，也根据上海博物馆的特色和少量个人喜好，以上博的八件禁止出境展览藏品为基础，再加入一件青铜器、一件绘画、三件文字帖、两件瓷器及一件石雕，自定义为“八大八小”镇馆之宝。不过，此行并没有得以尽数见到，尤其是字画部分，仅得见怀素《苦笋贴》一幅真品。对未能见到的，只好把网络上的图片转来，算是略饱眼福吧。
先介绍上博的八件禁止出境展览的藏品，可以称为是上博的“八大镇馆之宝”（A1-A8)：
A1 大克鼎（西周）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是西周孝王时期所铸的青铜重器，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清光绪十六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
咸丰九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克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民国初年，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但终为潘家所回绝。抗战时潘家把包括克鼎在内的收藏埋入地上躲过了日军的多次搜刮，解放后捐献给国家，同时被捐献的还有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盂鼎。
大克鼎铭文共廿八行二百九十字，记载了周天子对贵族“克”的册命辞，字体圆润古拙，又不失劲健，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此铭文是研究西周时期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另外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原型的笔意。大克鼎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
A2 晋侯苏钟（西周）
晋侯苏钟是西周时期重要乐器，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全套钟可分为两组，每组八件。第一组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
从造型上来讲两组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认为它们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其中十四件曾被盗出境，一九九二年底被上海博物馆购回。好在另外两件在八号墓的发掘中被发现，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院。虽然整套钟分居两地，但都在国内，总能有团聚的时候。
经过除锈处理后，发现刻凿在这些钟上的铭文竟然可以连读，三百五十五个文字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此事在古代史籍中没有记载。更重要的是，铭文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成为探讨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而且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刀痕至今非常明显，说明在三千年前晋人已经制造出比青铜更坚硬的工具，经过更深层次的研究应该能改写中国的冶金史。
A3 怀素《苦笋帖》卷（唐）
唐草书名家怀素的真迹，上书“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为此行列入计划书画中唯一得见的。
《苦笋帖》两行十四字，字虽不多，但技巧娴熟，精练流逸。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变化无常，但法度具备。尽管笔画粗细变化不多，但有单纯明朗的特色，增强了结体疏放的感觉，与其奔流直下、一气呵成的狂草书势相得益彰，为怀素传世书迹中的代表作。
此帖宋时收入绍兴内府，后历经元欧阳玄，明项元汴，清安岐、乾隆内府、永瑢、永瑆、奕訢、戴滢等收藏。帖前有清乾隆题签并书引首“醉僧逸翰”，帖后有宋米友仁、聂子述，明项元汴，清李佐贤、陆润痒等题识，有“宣和”、“政和”、“绍兴”、“内府图书之印”、“欧阳玄印”、“项子京家珍藏”、“正谊书屋珍藏首书”、“乾隆御览之宝”、“永瑆之印”、“恭亲王”等鉴藏印。
A4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宋）
王安石以治政和文学名世，书法亦颇有造诣，这篇作品是王安石在去世前一年在钟山所书，书法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相当之高。《楞严经》唐般刺蜜帝译，共十卷，王安石摘录其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从闻思修，以“三十二应”随机变化，现身说法，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一节，卷前录有此经全称经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以此定名《楞严经旨要》；卷末自题：“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时人评他的书法近学五代杨凝式和北宋沈辽，远绍晋宋。《宣和书谱》记他“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此卷经明项元汴，清安岐、曹溶等收藏，俱钤有收藏印，但元赵孟頫之“赵氏子昂”、“大雅”、“松雪斋”诸印俱伪。
A5 孙位《高逸图》卷（唐）
唐代著名画家孙位仅存的真迹，上博所藏书画中的第一名作，画名“高逸图“为宋徽宗所题，画面上描绘了是魏晋时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此图为残卷，所绘七贤仅存四位，经考证为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画家通过娴熟高超的技术，出色地刻划了魏晋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孙位是唐代著名的画家，擅长画人物和龙，《高逸图》是他唯一存世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件唐代作品之一。在技法上，孙位继承了顾恺之“劲紧连绵如吐丝”的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更加成熟，线条的变化更丰富，人物造型刻画更真实细致。此件无作者款印，由宋徽宗题名《孙位高逸图》。画上钤有北宋“宣和”、“双龙”、“睿思东阁”印，南宋“政和”、“宣和”、“御书”印，以及清梁清标和清内府诸藏印，另有六印不能辨认。《高逸图》很少展出，此行未见真容。
A6 商鞅方升（战国）
《史记·秦本纪》有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卫鞅即商鞅，其担任“大良造”时颁布过一系列标准量具，其后始皇帝统一度量衡，仍使用商鞅的标准。这样说是有考古依据的。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个“商鞅方升”，为“一升”的标准量具，全长18.7、内口长12.4、宽6.9、深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右壁刻“临”字；底部刻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方升底部加刻始皇廿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此器具后转发至“临”地继续沿用。
无独有偶，上博内还有一方始皇时期颁布使用的方升，其外形与商鞅方升几乎完全相同。外壁一侧竖刻与商鞅方升底部完全同样文字的始皇廿六年诏书三行，上海计量测试研究所曾用精密仪器测量两件器物，二者尺寸仅有细微差别，始皇方升仅是在深度上比商鞅方升差了两毫米。二者不仅是秦朝统一度量衡的有力证据，也侧面验证了商鞅虽废而其所制定的法度未废，这在古代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后面历朝往往若人废则与其相关的尽废，比如明朝张居正和“一条鞭法”。此行未见“商鞅方升”，只好仅把外形相同的“始皇方升”图片上传而已。
A7 《曹全碑》初拓本【“因”字不损本】（明）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十月立。
碑高253cm，宽123cm。碑阳20行，行45字，隶书，碑阴题名五列，藏西安碑林。此碑于明万历初于陕西郃阳（今合阳）莘里村出土，曾存郃阳孔庙，明末断裂。此碑为汉碑中极负盛誉者，对后世影响很大。明赵崡云：“碑文隶书遒古，不减《史卒》、《史晨》、《韩勅》、《礼器》等碑，且完好无一字缺坏，真可宝也”；清孙承泽谓：“《曹景完碑》万历间始出郃阳土中，惟一‘因’半缺，余俱完好。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此碑刚出土不久的拓本极为少见（“因”字未缺本），目前存世有二，一藏在故宫博物院，二收于上博。但正因是刚出土不久的拓本，不少字的字口留有泥土，拓时泥土吸墨，影响了传真度，初拓本在拓工精细程度上实际上都不如几本“因”字已损的版本。此行未见其展出。
A8 楚简《孔子诗论》（战国）
一九九四年上博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战国楚简《孔子诗论》共廿九枚、残存一千零六个字，涉及到《诗经》中的五十九首诗歌。
竹简把《诗经》的类别称为“讼”、“大夏”、“小夏”和“邦风”，也就是“颂”、“大雅”、“小雅”和“国风”。“讼”、“夏”分别为“颂”、“雅”的假借字；“邦风”为先秦的称法，汉儒避刘邦讳始改“邦风”为“国风”，后世沿用，遂成习惯。竹简论及的诗篇计有“颂”有三篇、“大雅”二篇、“小雅”卅九篇、“国风”十五篇。除在《柏舟》前标有“北”（即“邶”）之外，其余均未见国家名称。尽管竹简有残损，具体数据无法得知，还是可以看出“小雅”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国风”，“颂”最少。《孔子诗论》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诗经》的总体认识，二是对风、雅、颂的特征揭示，三为对具体诗篇思想内容的概括和对诗句的点评。其对后人研究诗经提供了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此行并未得见此文物真容，从网上寻得图片以求直观认识而已。
另外，笔者自行总结的另外八件顶级文物，权且称为上博的“八小镇馆之宝”吧（B1-B8)：
B1 子仲姜盘（春秋）
春秋早期用于盥洗的青铜器，形体较大，此盘口径45厘米，高18厘米，重12.4千克。
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口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虎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公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鸟，造型生动。
据其铭文所言，此盘是春秋时某官员为其夫人“子仲姜”制作的爱情信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原地作360度的转动，是商周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神品。铭文为“佳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文字精炼简要、书体工整，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子仲姜盘是香港太阳集团董事长叶肇夫先生从海外购得，而后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现长期陈列在青铜展馆中。
B2 《淳化阁帖》（北宋）
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是中国法书丛帖之祖。
所谓法帖，就是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淳化三年，宋太宗拿出秘阁所藏晋唐历代名家法书，令翰林院侍书王著编成。上博收藏的《淳化阁帖》是数年前从美国人安思远手中以四百五十万美元购回的，可以说是捡了个大便宜。第一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十九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第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上博从安思远手中购回的为四卷，第四、七、八卷号称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为泉州本（宋代重辑、翻摹）的北宋祖本。各地博物馆里淳化阁帖不同朝代的拓本还有不少，但尤以上博所藏最为珍贵。此行未见。
B3 王献之《鸭头丸贴》（东晋）
（网络图片）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也是其书法作品中唯一的传世真迹，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全帖用墨枯润有致，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
（网络图片）
整幅作品运笔非常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明末清初书画鉴藏家吴其贞称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但也有说法上博所藏为唐代临摹的善本。此行未见其展出。
B4 王羲之《上虞贴》（唐）
《上虞贴》是书圣王羲之的一份行草书手札，虽是唐代的摹本，但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精神。
因为贴中有“今在上虞”四字得名，是王羲之中年以后的重要作品之一。此贴自五代以来，历朝传承有序，曾是多代皇家收藏的物品。前后盖有南唐和北宋皇室的收藏印章及历代收藏印记，同时保留着北宋内府的装裱格式，是一件难得的艺苑瑰宝。文革期间险些被毁，是一九七二年被人从垃圾中拣出而收入上博的，成为上博书画方面压箱底的宝贝之一。此行未见其展出。
B5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唐）
唐代越窑作品，呈椭圆形，口部被压出了四个凹楞，形似海棠花，似乎是仿波斯金银器所制，为海内孤品。
碗内和底足上都有泥珠垫烧的痕迹，是采用大器套烧小器的叠烧法烧制而成的，此碗通体施青釉，釉色纯正，是唐代越窑青瓷巅峰之作。高10.8cm、口径纵32.2cm、横23.3cm、足径11.4cm，相比越窑存世的其他类似作品，多为体积较小的，这样规格的大碗实属罕见。
B6 释迦摩尼石雕像（北齐）
上博雕刻展馆中不乏精品，笔者对石雕有着偏爱，于是从其藏品中选取了一件北齐的释迦摩尼雕像入围。
南北朝中期到隋朝是中国佛教造像的一个过渡阶段，之前采用印度佛像为底本，佛像皆通肩大衣、波发、薄唇，是犍陀罗样式；之后则揉入大量本土因素，佛像从面貌到服饰被中国化了，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这尊北齐的佛祖雕像面相相当丰润，稍稍内收的唇角蕴含着亲切的笑意；圆肩宽胸，衣裙刻划洗练流畅。背光的雕饰富丽精美，疏朗的火焰纹和繁密的植物纹相结合，极具装饰之美。值得注意的是，前期单一的袈裟披裹样式被打破，此像袈裟斜披且直接露出覆左肩斜下的中衣；而保留的背屏样式则与东魏后期造像极为相近，但佛像的面庞较为丰满，衣纹更加贴体，动感性更强。总体而言，此像艺术性颇高，而且明显有过渡时期的特征。
B7 赵佶《柳鸦芦雁图》（北宋）
（网络图片）
赵佶算是个失败的皇帝，但却是个相当成功的画家和书法家。他的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见生动。其笔致精细温婉，形象俊俏生动，华丽富贵的画面中流露出文人的含蓄。但上博收藏的《柳鸦芦雁图》却是其少有的比较雄健的，某种程度算是其另类作品。几只形象拙朴的鸦雀或栖或翔于柳树怪石之间，禽鸟拙重的双勾描绘，整体动态的精美刻画，与其富贵华丽的代表作相比，这幅作品更像一个文人的清赏之作。正是因为此画风格相当另类，收购过程中对其真伪的议论曾纠结了很久。可惜此行未见其展出，图片来源于网络。
B8 雍正粉彩福寿橄榄瓶（清）
康熙年间，官窑瓷器釉上彩绘艺术粉彩已开始出现，到雍正时期，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据说雍正皇帝对粉彩情有独钟，因此当时的工匠对粉彩瓷的造型、色彩、线条的制作都非常讲究，从而成就了“雍正粉彩”的辉煌。然而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传世极少，瓶类的作品更是极为罕见，直到十多年前，被称为雍正时期“登峰造极”的粉彩官窑瓶类器物一直是中国陶瓷史上缺失的一环，尽管有记载景德镇曾经生产过“粉彩橄榄瓶”，但是一直没人亲眼见过。
二〇〇二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一只雍正粉彩福寿橄榄瓶以成交价四千一百五十万港元，创清代瓷器市场最高价，拍得这件绝世佳品的张永珍女士将“宝瓶”慷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宝瓶身长短适度，口、颈及腹部的比例十分匀称，造型线条优美，瓶体上绘有粉彩八桃二蝠象征“福寿”，以“蝠桃”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出现的雍乾两朝的官窑器，一般都是大、小盘子，见于橄榄瓶的传世仅此一件。此瓶推测是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从北京掠走的文物，辗转从英国又去了美国，长期被作为台灯底座使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能够回归中国实属万幸。
2014-01-19 08:5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