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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天“蒋”【12月8日（星期一）篇】
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实行了三大改革，政治方面确立了立宪议会制度，经济方面实施了殖产兴业政策，教育方面开展了义务教育。
当时，日本实施义务教育，甚至可以被叫做“强制教育”，因为在推行时，居然动用了警察的力量。在农村，小孩子也是劳动力，家里还指望他能到田里帮把手，不想让孩子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让孩子读书，警察就会来抓走家长。日本就是用的这种方式，将义务教育强行推广、渗透、贯彻到了家家户户。
然而，到了昭和时代，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教育主要是被用来培养军国少年了。当然，明治的日本教育和昭和的日本教育也有相同点，就是官僚的培养机关是帝国大学，而帝国大学的中心，则是东京帝国大学。这种趋势即使到了改为东京大学的现在，也没有太大改变。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就说过：“战争中，鼓舞日本年轻人勇敢地拼杀于战场的原因，是皇国史观。士兵一旦加入天皇的军队，就成为皇军。由于天皇是神，士兵就成了神兵。一旦战争爆发，只要神风一吹，就必胜无疑。年轻人之所以会被如此幼稚的理由操纵，也是教育之过。轻而易举地培养出教育少年，就意味着国家的成功。这一皇国史观就诞生于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第10代总长村井资长，也在1994年12月27日的参议院文教委员会上表示过，“日本迎来战败的命运，应归结于潜在于我国教育深层的皇国史观。而坚持这种史观的，正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历史课堂。明治以来，东京大学一直掌控着学问和教育的最高指导权，单独培养官僚，固守着皇国史观。”
皇国史观，是由东京大学教授平泉澄主导的，东京大学教授、国粹主义宪法学者上杉慎吉，也是皇国史观的倡导者之一。在战前，除了官僚之外，军阀、财阀、皇族等都作为特权阶级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到了战后，军阀消失了，皇族力量衰退了，财阀被解体了，惟独官僚保存了下来，而占据官僚中枢的，就是“东大派”。
以1943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日本大藏省的山下元利为例。此人在1945年6月，作为海军武官到中国大连赴任，终战后成为苏联俘虏，被关进大连俘虏收容所，1947年3月被释放，4月就回大藏省复职，在鸠山一郎内阁期间，被提拔为首相秘书官，在田中角荣当上首相后，被起用为官房副长官。
田中角荣因战后最大的政治丑闻——洛克希德事件被捕后，作为其亲信的山下元利对本泽二郎说了这样一句话，“田中角荣并不是东大出身，如果他出身于东大就不会被逮捕了。我是东大的人，因此不用担心这一点。”的确，在整个案件调查中，山下元利完全不受牵连。而本泽二郎则称，“山下让我见识到了官僚里’东大派’的厉害，要说战后的日本是被’东大派’这个特权阶级所控制的日本，也不为过。”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偏重东大的这一失调情况，更是达到了极限。根据1995年10月5日公开的日本国家公务员上级职务采用内定情况来看，在284名内定者当中，有139人都是东大毕业生，占总体的48.9%。在大藏省的22名内定者当中，有17名毕业于东京大学，有3名毕业于京都大学，有1名毕业于一桥大学，有1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东大毕业生的比例竟占到了77.3%。而在这前一年，大藏省的东大生内定比例更是达到了90%。
大藏省有编成预算的能力和收缴税金的权力，是日本官府中的官府，而“东大派”，就是日本官僚中的官僚。到了这个地步，日本，就成了“东大的天下”，“东大的国家”。
为此，1992年2月，宫泽喜一内阁提出了“东大出身者的采用率应在50%以下”的方针，但是从1993年的日本国家公务员上级职务采用内定情况来看，东大毕业生又占到了54.8%，到了1994年才勉强降低到50.5%。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是每两个官僚里，就有一个“东大派”。
在战前是革新官僚的代表，在战后是战犯嫌疑人，但最终还能坐上首相宝座的东大毕业生岸信介，或许就是“东大派”的最佳代表。如果他不是东大毕业，没有“东大派”人脉，以其劣迹斑斑的履历，又如何能像“妖怪”一样为所欲为地掌控权力！■
2014-12-07 21: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