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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天“蒋”【7月30日（星期四）篇】
当年，中国许多地方流行一句话，叫做“出去一个人，富了全家人”。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去日本做从事单纯劳动的“研修生”，一家的经济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变。但是，伴随着近年来中国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日元大幅贬值，在日中国研修生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纷纷离开日本，甚至出现了集体回国现象。而日本建筑、制造、护理等各行各业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因此雪上加霜。
中国人是在日研修生主力
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在日中国研修生为15万1094人，2014年为10万5382人，6年间人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但依然占到总数的64.98%。与此同时，越南研修生人数6年间增长了2.5倍，达到了2014年末的3万4000人，居第二位。
截至2014年末，日本共有外国研修生16万2154人。除中国研修生、越南研修生外，菲律宾研修生为1万1985人，排名第三；印度尼西亚研修生为1万2341人，排在第四位。
数据还显示，在日中国大陆地区人数为65万4777人（不包括赴日中国游客）。其中，教授1751人，投资经营者6394人，在日企业职员6万1040人，留学生10万5557人，研修生10万5382人，家属等身份36万2687人。不难看出，研修生占到在日中国大陆地区人数的16.09%，是相当于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群体。
而日本观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前往日本的中国大陆地区游客总数为240.92万。与这个数字相比，在日中国研修生只相当于其4.87%。
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奇低
为何在日中国研修生纷纷远离日本？首先是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并长期得不到改善。“我们是认真工作，所以希望被认真对待！”在日本长野县北信地区的一家塑料加工厂，一名来自山东的28岁研修生杨某气愤地说。“一个月工作时间经常达341小时，其中181个小时为加班。然而，企业仅支付时薪550日元（约合27.5元人民币）的加班费，远低于长野县最低工资标准728日元（约合 35.14元人民币）。”
该厂的6名中国研修生在一间旧平房共同生活。房间透风，也没有冷暖气设备。研修生们就寝时，甚至发生过老鼠钻进被褥的情况。来自四川的25岁研修生钟某说：“即使很拼命工作也还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居住，工资也非常低。”杨某与钟某2011年9月来到日本，在失意中于2014年夏季返回中国。
2013年12月，在埼玉县一家建筑公司，来自黑龙江的26岁中国男研修生王某作为模板工，在搬运一块大嵌板时闪了腰。“由于病情恶化，我想要去医院时，单位要求我‘不要说是在工作中受伤’。此后，居然要安排我回国。后来经过与公司和全国统一工会谈判，我才最终申请了工伤。”
根据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统计，2013年度发生工伤事故的外国研修生达1109人，中国研修生占到了705人。日本法务省的统计则显示，截至2014年的近10年间，约有2万5000名外国研修生在研修地失踪。日本学者伊藤分析称，研修生只被支付最低工资，很多人还拿不到加班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层出不穷。而研修生由于日语不好，身份证件被扣留，无法正常辞工离开，于是他们“干不了只得跑”，才会出现如此庞大的失踪数字。
2014年2月上旬，在东京都足立区的一家缝制工厂里，看不到日本员工的身影，只有6名20—40岁左右的中国女研修生在劳作。2011年至2012年，她们作为研修生赴日，开始在这家工厂工作。
“企业支付的基本工资每月仅为6万5000日元（约合3250元人民币），加班费时薪也只有400日元，其实已经处于违法水平，而且连周六日都不能休息。我们被安排在墙壁很薄而且透风的工厂二楼居住。条件如此恶劣，每人每月还被征收约5万日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房租。扣除这些，我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来自吉林的20岁中国女实习生董某叹息地说。“来到日本我就后悔了。以前我听说‘3年能挣到300万日元以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收入扣七扣八后连国内农村都不如。”
来自上海的40岁中国女研修生孔某在岐阜县一家缝制工厂工作。她愤怒地说：“我来日本不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啊！我曾在上海一家缝制工厂工作，2012年离开家人远赴日本。在国内时，我月收入最多时能达到5131元人民币以上。听说在日本工作收入更高，于是决定来日本。”
“我们厂主要制作女装，还有其他7名中国研修生。我每天工作约15个小时，周日也要工作到傍晚。每个月加班200个小时以上，休息日仅有新年的几天。而月薪仅为12万日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在中国工作，我还有休息日。现在不仅没挣到钱，与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
2014年11月上旬，孔某了解到岐阜县的最低工资情况，要求公司纠正，却突然遭到解雇，被强制遣送回国。她使用出国大厅的公共电话向援助研修生的劳动组合求助。现在，她虽然要求公司补偿未支付的工资，但是谈判处于停滞状态。像她这样，向援助团体求助的外国研修生由于需要长期谈判，不得不回国的情况很多。谈到日本政府计划继续增加研修生的引进，孔某愤怒地说：“回国后，我会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去日本’！”
中国研修生知恩图报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研修生坚持留下，这里面“报恩还情”的情感因素更重。大连姑娘王聪、张如意、王丽娜在日本“3•11大地震”发生的半年前来到宫城县，进入以生产鱼糕为主的水产加工厂“高政”工作。
2011年3月11日海啸袭来前，王聪等14名“高政”的中国研修生，被公司大巴送到避难所。一名素不相识的日本男子在那里照顾她们，用简单的中文“没问题”，来平息她们的恐惧。另一名日本男子通过网络，帮她们通知中国的家人平安无事。在这场罕见的大海啸中，宫城县女川町共有八百多人遇难，但是来自中国的研修生们尽管惊魂未定，却毫发无伤。2011年3月末，中国研修生们全体回国。又过了半年多，水产加工厂重新投入生产。工厂试着跟正在中国国内的研修生们联系，“可以再来工作吗？”
接到工厂联络时，张如意正在大连从事服饰贩卖工作。张如意的母亲哭着阻止女儿回到日本，“地震可能还会发生”、“核辐射危险啊”。但张如意想到在灾难发生时受到的照顾，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到“高政”。“现在不去，将来我一定后悔，我不想忘恩负义。”
2012年9月以来，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等问题关系日趋恶化，但是张如意在采访中表示，那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王聪也说，“女川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我们力量微薄，但希望能够帮助女川复兴。”
中国研修生中，有离开的也有留下的，从总体情况来看，离开者还是占了多数。虽然相关机构没有对中国研修生的籍贯做过详细统计，但是记者在接触中了解到，研修生主要来自东三省、山东等靠近日本的地区。此外，四川省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也是中国研修生的主要来源地。
研修生离去让日本陷入危机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总数的四分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研修生的离开，本就人手严重不足的日本制造业、建筑业、护理业等行业遭受巨大冲击，地方城市的不少企业甚至因此破产。
2013年5月，日本伊予银行调查机构实施的外国研修生雇佣状况调查显示，与5年前相比，75%的中小企业等接收团体，已经很难确保雇到足够的中国研修生。78%的企业表示，如果没有研修生，经营将遭受严重影响。
最近，日本政府采取大幅放宽签证、加强维权等各种措施，但是依然无法吸引更多中国研修生前来，而且现有中国研修生也呈现继续流失趋势。收入水平过低、制度设计模糊不清，或许是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在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实施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工资水平在过去10余年大幅增长。当前，中国政府鼓励和扶持“草根”创业者，为年轻人创业和就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中国研修生反映出的情况来看，他们即使在中国二线城市就业，所获收入也比日本要高。
此外，日本声称研修生制度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人学习先进技术”。但是，中国研修生赴日后才发现，他们每天从事简单重复劳动，完全被视作廉价劳动力，不仅学不到技术，收入水平还低于国内。所以，作为理性选择，中国研修生回国就业，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从目前情况看，日本如果依然采用这种不明不白的“研修生制度”，不能切实改善劳动条件，必将丧失对外国劳动者的吸引力，彻底陷入难以翻身的“高龄少子化”泥潭。■
2015-07-30 18:5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