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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天“蒋”【9月24日（星期四）篇】
日本著名学者儿岛襄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参谋》（株式会社文艺春秋，1973年）的书籍，指出战前日本军队是由“指挥官”、“参谋”、“下士官”、“兵”这四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指挥官”负责指导，“参谋”负责计划，“下士官”负责运营，“兵”负责行动。在他看来，在军队里面，“参谋”就是“作战计划制造商”，是“指挥官”的候补，是所属部队的涉外负责人。简单地说，“参谋”就是军队组织的中枢，决定着所在部队的效能。曾任日本军事史学会副会长的土门周平干脆认为日本近现代的对外战争就是一场又一场“参谋的战争”，他以此写出了《参谋的战争》（讲谈社，1987年）一书。更值得重视的是，土门周平认为这种“参谋体制”并没有伴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消逝，而是在日本的经济界依然存在。因此，他又写了一本《企业内参谋学》，指出其内在的传承。
中国人谈论人才的时候，喜欢谈是“将”才还是“帅”才。日本人谈论人才的时候，喜欢谈是“将”才还是“参谋”之才。著名人物传记作家童门冬二写过一本《将之器与参谋之器》（青春出版社，1999年）讨论的就是这些。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才会有了军事专家三根生久大的《陆军参谋》（株式会社文艺春秋，1988年）、日本著名历史专家保阪正康的《濑岛龙三——参谋的昭和史》（株式会社文艺春秋，1991年）、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女婿半藤一利的《指挥官与参谋》（株式会社文艺春秋，1992年）、当年的战地记者小松茂朗的《关东军参谋》（株式会社光人社，2004年）这样一批研究战时参谋的书籍。作为我个人，更喜欢读战前曾任大本营海军参谋吉田俊雄写的《好参谋和不好的参谋》（株式会社光人社，2007年）以及卢泽纪之写的《一个作战参谋的悲剧》。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列举这些书籍，是想说明日本对战前军队“参谋”研究的重视态度以及部分成果。究其直接原因是俞天任先生的《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一书更换出版社后将以《战犯参谋》之名重新再版。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写一点文字，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这本书已经成为我研究日本社会问题的案头书之一，它不仅具有检索知识的工具书作用，还有引导思维的工具书作用。
谈到日本对中国8年、14年的侵略，中国人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与痛心交结在一起。然后，就是一言以蔽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至于日本军国主义怎样发动的侵华战争？其内部组织构架如何？其核心人物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物？这种机制在今天的日本还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就都不甚了解了。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又一个知识上的盲点，更重要的是对对方、对手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轻视。这种来自传统、心理、情感上对“小日本”的轻视，已经让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做到痛定思痛，反而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伤疤”的制造者都不肯去做真正的研究。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容。当年，日本对华侵略势力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为天皇，其二为政府内阁，其三为军部。这三大势力意见常常并不一致，既有相互配合的地方，也有相互牵制甚至限制的地方。这其中，军部的势力最为强大，以致于天皇、首相为首的内阁也不得不时常与他们寻求妥协。说到军部的势力，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军部”里面分为陆军省、海军省以及陆军省内的参谋部和海军省内的军令部。看看，就是“军部”势力，也是一分为四的。当然，他们之间不是铁板一块，陆军与海军犹如一对冤家，见面就掐，迎面就咬，最后的结果虽然是都战败了，但在运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期间，海军发动了保卫自己将领的“第二次战争”，致使被处以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没有一名海军将领，而七名甲级战犯中除了一名文官广田弘毅以外，都曾经是陆军将领，都曾经作过陆军省参谋部的参谋。俞天任先生截取这一层面坚持读史，将其成果汇集成书为《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新书名为《战犯参谋》），不得不说是切中了要害。
中国人出书讲究“逢时扎堆”，也就是要赶某一个“时段”，集中出某一类书籍。令人欣慰的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刚刚过去的时候，在这股“抗战热”眼看着渐渐趋凉的时候，作为新媒体的大象公会仍然执意将新版俞天任先生的《战犯参谋》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能凭“热”而行，而应该进入一种“常态化”；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能在以“粗”说事，而应该进入一种“细微化”。正因为这样，我愿意向读者推介这本可读性极强的书籍。█
2015-09-23 16:2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