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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在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凶手武士英很快落网,应桂馨、洪述祖的阴谋也在缴获的密电函中一一揭开。那么,在密电函中从未出现的杀手武士英,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何敢冒天下大不韪,要帮应桂馨完成这一惊天密谋呢?
从目前掌握的各种材料来看,武士英这个人仍有不少未解的谜团。按通常的说法,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府龙门县人,据说在贵州学堂读过书,并做过云南新军第七十四标二营管带,后来不知何故流落上海,靠做些小生意谋生,由于生活所迫,后受应桂馨手下陈玉生金钱诱惑而出任杀人凶犯。
从种种迹象上看,武士英很可能是个枪法精准的失业军人,不过对他之前的历史,历史学家多付之阙如。作为特例,革命党人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倒是记载详实,据他所说,武士英早年落魄,流落云南,后来参加云南革命有功而升为七十四标二营管带。不久,武士英娶了一房美貌妻子,正值春风得意之时,突然一个晴天霹雳,美貌妻子竟被顶头上司夺去。受此夺妻之辱,武士英在郊外苦练手枪数月,最后练到百步穿杨的境界。随后,武士英找到昔日上司并将之亲手击毙,报得此仇后便只身逃往上海。
来上海后,武士英虽然身负绝技,但手中除一支手枪外别无他物,无奈之下只好干起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勾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士英之后结识了一个黑白通吃的人物尤老么,二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不料事成之后,尤老么独吞赃财并串通巡捕将武士英送入狱中。
出狱后,武士英立誓报仇,但尤老么也是黑道中人,平时难有机会下手。愤恨之余,武士英就常到尤老么所开的共和旅馆去闹场子,以便伺机下手。某日,应桂馨来到尤老么的旅馆,看到武士英昂然而入,并将手枪在赌桌上一拍,硬要作价五百大洋,应桂馨一看此人就不简单,于是有意结交,并当场奉送五百大洋。武士英的本意是要将尤老么引下楼来,无意间碰到这样一个豪侠仗义的大老板,于是也卖了应桂馨一个面子,不收钱而潇洒离去。
事后,应桂馨登门造访,并请武士英吃大餐,逛窑子,投其所好,武士英也由此被收入应桂馨门下。不久,武士英终于觅得机会将尤老么击毙,租界巡捕将之逮捕下狱后,又是应桂馨花钱打通关系,将武士英救出。有此再造之恩,武士英自然是肝脑涂地、以图一报。等到民国二年,应桂馨让他去杀宋教仁,武士英一口答应,说:“大哥要我做,我便做,当做不当做,我是不管的。”应桂馨告诉他如何接应、如何脱逃时,武士英笑道:“大哥放心,我的枪法百发百中。只要有两管手枪,子弹上满,行刺之后,不难走脱。大哥切不可派人接应,人多手乱,反易误事。”当晚,武士英果然一击成功。
蔡寄鸥的写法更像是一部武侠小说,在他的笔下,武士英简直就像春秋时的刺客专诸、要离一般,他的行刺乃是为报知遇之恩,而非贪财好利。可惜的是,武士英在被捕时的表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据革命党人周南陔的叙述,租界巡捕搜查应桂馨家中时,某国民党人对应家厢房内被软禁的可疑人等颇为滑稽的问了一句:“谁是武士英?”不料真有一个“下流工人模样的矮子急急站起来承认”,说:“我是武士英,有什么事吗?”就这么简单,武士英轻松落网。周南陔是抓获武士英过程的见证人,按他的描述,这个所谓的杀手武士英简直是愚笨至极、猥琐至极,与蔡寄鸥的说法有天壤之别。
历史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武士英被押往会审公堂庭审时,因为用汽车运送,武士英竟然自鸣得意的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为犯案,却由会审公堂特用汽车迎我,也可算得一乐了。”这个描述如果是真的话,和愚笨无知形象也相去不远。
庭审中的武士英,表现也不怎么样。据《民立报》的报道,武士英在被捕后供称,他来上海后,一次在茶馆喝茶时遇到某陈姓朋友,邀请他加入共进会。陈某告诉他,共进会会长应桂馨要杀个人,武士英问什么原因?陈某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甚么冤仇。”第二天,陈某带他去见应桂馨,应说若能打死此人,必定名利双收,武士英心动之余便答应了下来。
行刺那天,陈某先请他到三马路半斋吃饭喝酒,等到酒酣耳热之际,陈某才告诉他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且去收拾他。”说罢,给了他一支五响手枪。付过酒钞后,陈某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进站,剩下一人不买票,负责在站外望风。
票买好后,宋教仁等人也已来到火车站,陈某即指给他看,说:“这就是宋某。”等到进站潜伏后,宋教仁从招待室出来向检票口走去时,武士英即开枪打了一下,随后就逃。逃到门口见有人来,因为怕被拘拿,于是又朝天放了两枪,这才飞奔出站,一溜烟地回到了应家。进门后,陈某已先到,对他说:“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桂馨也是喜形于色,夸奖他果然能干,还说要设法让他出洋游学。供述到这里,法官最后问武士英:“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士英说:“没有。”见众人不相信,武士英又说:“当时曾许我一千块大洋,但我只拿过三十元。”
从这段供述来看,武士英简直就是个四肢发达、智商低下的武夫,他所说的刺宋过程,和一个简单的傻子故事没什么区别。但从另外一些报道来看,武士英似乎又没那么笨,据说他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了两支,又将其中一支的价款百数十元私自吞没,经人告发后曾被法租界当局拘押一个月;另外,又有人见他时时来往于南京、上海,一会对人自称参谋员,一会又自称参议员,招摇撞骗,不一而足。由此看来,武士英的愚傻形象也有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
令人吃惊的是,武士英在第二次预审中突然全面翻供。当时先由巡捕房检查员侃克律师发问,当问到刺案的介绍人陈某时,武士英忽作凶悍状,大声说:“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人”。接着,武士英又否认曾见过应桂馨,说之前在应家见到的人身材矮小,他以为是会长应桂馨,但后来听人说应会长身材甚高,所见之人并非一人,因而至始至终,他都不曾见过应桂馨。总之,打死宋教仁,乃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被告沃沛律师随后问:“你从前即关心政治否?”武士英说:“我在贵州时即甚关心。宣统元年,被贵州官吏镣铐递解,我仍在镇远关逃走。”沃律师问:“你当时所犯何案?”武士英说:“因我在校毕业后私自征兵一营。”沃律师问:“后来你至何处?”武士英说:“四川至云南。”沃律师问:“何时至沪?”武士英说:“不记得,我常常往来宁、沪。”
沃律师继续发问:“宋教仁是你所杀?”武士英说:“是我一人杀的。”沃律师问:“你何以要杀宋教仁?”武士英说:“因宋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沃律师问:“你何以说他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武士英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沃律师问:“你可知宋为国民党何人?”武士英说:“宋是国民党会长。”沃律师问:“是何处会长?”武士英说:“是国民党全国总会会长。”沃律师问:“你可知国民党是何宗旨?”武士英说:“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沃律师问:“你何以知道要推翻中央政府?”武士英说:“即如现在江西,尚不服从中央命令。”沃律师问:“你于中央政府如何?”武士英说:“我很爱助中央政府。”
说到这里,武士英简直就是一幅“爱国义士”的模样,看台下也不免发出一片笑声。接着,沃律师又问:“你与应桂馨相识有几时?”武士英说:“并未认识。”沃律师问:“你常到应宅,为何与应不相识?”武士英说:“虽到应宅,从未见面。我刺宋教仁,全是我一人意见,并无旁人指使。”
律师诘问结束后,法官问:“你说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是一年前,还是两月前?”武士英说:“两月前。”法官问:“你可知道自己前后口供不符?”武士英说:“知道,但我此次说的都是真话,前次所说多假”。法官问:“此前都假么?”武士英说:“多是假的。”
至此,武士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翻供,并把刺杀宋教仁的罪行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毫无疑问,武士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撇清刺杀案与应桂馨的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时报》曾报道说,应桂馨在被捕后聘请了外籍律师罗礼士为之辩护,罗律师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与应桂馨会面,应说,他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既没有唆使行刺,也没有暗杀政客思想,宋教仁被何人刺死,他一概不知;而且,他入国民党多年,与宋教仁乃是同党。宋教仁出殡时,他还亲自由医院扶柩至湖南会馆,一路上殷勤照拂;至于什么举报人王阿发,之前他并未来往也不相识,若是他存心行刺,此等机密事,如何能泄露于外人;至于凶犯武士英,更不知哪里冒出来的。
此时,应桂馨大概还不知道电报已被搜获破译,他在这段谈话中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至于武士英这边,他的翻供显然更不可靠、更不符合情理——那么,读者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导致武士英突然翻供?其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受了应桂馨的指使呢?
无可否认,武士英是个乱世中的悲剧性人物,他的背后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导引着,他的种种行为也都充满了各种矛盾与不可思议之处,他的身世、他的被捕、他的供词,无一不存在各种疑点,但就在所有的谜团亟待解开时,武士英却突然于4月24日清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暴毙身亡。
4月16日,因为司法管辖权争议的缘故,武士英由法租界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转押至上海地方检察厅,应桂馨也于同日移驻江苏海运局,由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看押。两日后,武士英再次被转押到应桂馨所在的江苏海运局处,但在4月24日,武士英突然死亡,而第二天正是第一次中外联合预审的日期。
据《民立报》报道,武士英被押至江苏海运局后,饮食略减,饭量不佳,23日即身体不适,当晚突然发病,卫兵向团长陈其蔚报告后,陈亲自前去探视情形,但武士英称自己略感风寒,且觉心痛,也是旧疾,时发时愈,请团长放心云云。陈其蔚听后便退出,不再过问。凌晨两点后,武士英咳喘更加严重,经卫兵报告后,陈其蔚派军医诊治,但没有效果。天明后,陈其蔚报告江苏都督府参议黄郛,两人一同向都督程德全请示是否延请西医,但西医才走到半路,武士英已经暴病身亡。
这段报道因为是采访六十一团相关人员得来,其中难免有推诿责任之嫌。据后续报道,在对武士英进行解剖后,检验员认为武士英虽然身材矮小,但体质坚壮,皮肉结实,即使是患急病而死,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骤然而亡。至于外面传闻的武士英系被人毒死之说,经对内脏与肠胃的检验,并没有发现中毒的症状。
由于武士英在“宋案”中至关重要,他的突然暴毙引起了各方人士与舆论界的众多质疑,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法租界关押得好好的,一转移到中方管辖地,就发生如此离奇的事件?为此,法租界总领事也立即致函上海交涉使陈贻范,称武士英在法国巡捕房毫无疾病,移解后突然暴死,未免可疑,要求派员查看。陈贻范转告程德全后,程表示同意。4月25日下午,法国总领事派出外籍侦探总长带领译员与华探各一名前去六十一团驻地开棺查看,在确认了尸体系武士英后,三人即行离去。
武士英在狱中暴毙,年仅22岁。对于他的死因,各方说法不一。有人说武士英是服毒自尽,说在胃中发现火柴头的磷硝;也有人说武士英是被人下毒致死;但从检验结果来看,服毒、下毒之说基本可以排除。《民立报》说武士英本有旧疾,或是心脏病或是痨病,但中、西医联合解剖后又认为,武士英身体强健,即使是急病也不至于在一个晚上暴毙身亡。种种说法,扑朔迷离。
倒是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直书:“明明为应的党羽所为,杀之以灭口。”从武士英的翻供到被杀,蔡寄鸥此语虽然没有证据,但直觉往往透出了几分真相。据《民立报》报道,当时有传闻说武士英曾对人说起翻供系应桂馨教唆,而检验中还有一处细节应注意,武士英死时,“咽喉上节略有淤血积滞”。作为黑道中人,应桂馨如能唆使武士英翻供的话,他就未必不能派人将之置于死地,而且用黑道手法、武林秘术杀人于无形,也并非毫无可能。
如果武士英真是被人谋杀的话,那么他的关押地就有些可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军营里将一个犯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如果真有这种可能,这难免会牵涉到另一个大佬,那就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陈其美与应桂馨的关系复杂毋庸多言,负责看守武士英、应桂馨的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原本就是沪军第二师改编而来,而这支部队乃是陈其美一手打造,其中骨干如黄郛、蒋介石包括陈其蔚都是陈其美的亲信。如果想要谋杀武士英,没有陈其美的默许是不可想象的。
更吊诡的是,武士英翻供时除撇清应桂馨的关系外,还刻意将祸水引向袁世凯政府,如果陈其美在幕后参与了这场谋杀,难保武士英的翻供与被杀不是与应桂馨的一个交易与合谋。在武士英完成既定使命后,在某方看来,武士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或者说,如果武士英再度翻供并供出背后唆使人的话,恐怕对他们更加不利,与其如此,倒不如将武士英弄死,一了百了——反正死人是不会再说话的!
选自《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2013年入选凤凰好书榜。
鼎革三部曲:《辛亥残梦》、《门槛上的民国》、《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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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4 2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