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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老三篇”
Wednesday, October 21, 2015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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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⑷,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1〕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白求恩⑴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⑵。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    释:
    〔1〕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愚公移山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⑴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⑵。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⑶,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⑷。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1〕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愚公移山的故事,见《列子·汤问》。原文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3〕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共和党人。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见本卷《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
哈佛的一堂课

      前不久,朋友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他谈起了印象最深的一堂课。

       那堂课上,老师先是给了学生一个案例: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个小镇,接连发生了多起行人闯红灯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对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立一个法规,规范人们如何通过红绿灯,同时让人们知道发生了类似事故后各需负什么责任。结果,小镇上的人就立法之事争论起来。
       老师说案例后,对同学们说,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处理此事好?
       有同学立即回答:“红灯本来是禁止行人通行的,行人却不遵守规则,出了事故是自作自受,要承担全部责任。当然也可以出于人性化考虑,让驾驶员适当赔偿。”
       紧接着有同学反驳:“行人闯红灯的具体情形要细作分析,那些故意闯红灯的,确实该自己负主要责任;但也有可能是行人在绿灯时开始行走,走到中间突然转红灯,这就怪不得行人了。”
       大家各抒己见,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已到了午餐时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结论。朋友心里纳闷,这老师的课是怎么上的,就为这样一个问题讨论了这么久。
       终于,一直在耐心听着学生们讨论的老师发话了:“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小镇上的人讨论的结果和你们一样,不过他们是讨论了十年,在报刊刊登文章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在电台组织喋喋不休的辩论,但意见都难以统一,最终也就不了了之,没有立法。”
      老师接着问:“十年讨论,都没有立法,是不是很没效率?”
      大家都沉默了,心里想,他们没有效率,老师您作为哈佛大学教授,也同样没有效率,要知道,我们的肚子都饿了。
      老师最后说:“十年讨论,交通规则早已深入人心了,闯红灯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不需要立法了大家回去思考一下这个案例,我这节课上完了,下课。”转自“晓妍凤平”博客
贾平凹: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

     编者:“过去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外,还有依靠宗族、宗教来维系。现在更多是金钱这条线来拉扯。原来的东西没有了,现在我到我老家一些地方,基本上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想法肯定是好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人,谁来建设?” 
    贾平凹要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在老奇台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永军在路边瓜摊请贾平凹吃了西瓜和甜瓜。 
    离开高速公路拐进菜籽沟的路上,贾平凹看到农田和蒿草,“真想下去割一把。”辽阔的土地让他觉得奢侈,“我老家商州,人均只有几分地。”1967年贾平凹初中毕业,回到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当过几年农民。菜籽沟是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汉族山村,鼎盛时期有四百多户村民,现在因为外出打工和子女上学,只剩下一百多户。 
 
    2014年,木垒县邀请文化界人士做旅游策划,作家刘亮程一眼看中了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衰败的古村落。他买下几十所无人院落的经营权,邀请国内艺术家来开办工作室,又收购了废弃成羊圈的学校,辟为“木垒书院”。一年来,村庄里入驻三十几位艺术家,一些离开村庄的村民又回来了。刘亮程还打算逐步恢复在“文革”中毁坏的庙宇、祠堂等,这些规划得到木垒县政府部门的支持,菜籽沟村也被列入全县国家级古村落保护名单。 
    一处农家院子整修出来,门口挂了牌子:平凹书屋。贾平凹走进“自己的”屋子,在铺好的宣纸上留下手书:文心雕龙。第二天,在山坡下的木垒书院,贾平凹从木垒县委书记李绍海手中接过“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文学艺术奖”的证书和50万奖金。 
 
    艺术家王刚、建筑师王小东、歌唱家腾格尔分别获得了首届绘画、建筑、音乐等奖项的提名,没有奖金。“下一届乡村文学艺术奖的大奖想颁给音乐,”刘亮程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这个以乡村命名的奖项,目的就是让艺术回到它的根上。” 
    担任评委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宣读了授奖词:“多少年后,人们会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回到已经失去的故乡,或者,人们将会发现,这个作家所铭记的一切,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见证着经历现代性蜕变的古老文明——一切都在哀婉、沉痛地消散……” 
 
    “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没有人怎么建设新农村?”贾平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一百年来中国乡村一步步失去了过去积淀而成的秩序,比如乡贤、宗族、宗祠、庙宇和孔孟之道。 
 
    李敬泽想起了古制:官员退休回乡定居,皇帝会赐给赏银和土地。“何不今天也制定政策鼓励知识分子和名流学者在退休后回到自己的本土本乡,给他们宅基地和安家费用?他们的存在类似古代的乡贤,对稳固乡村社会和建设乡村文化,一定有积极的作用。” 
 
    1.这草啊,春风一来,它又绿了 
 
    南方周末:你的新作《老生》里写了一百年,你觉得这一百年来中国乡村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贾平凹:过去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以外,它有一个宗族维系的办法,有族长或者德高望重的人在这个大家庭里起作用。也有宗教方面的维系。每个村基本上都有一些庙宇。还有就是孔孟的教育。哪怕政府改朝换代了,这个乡村自己有一套运转的东西,一直传下来。 
    现在对乡村的领导维系,在行政、法律之外,更多是金钱这条线来拉扯。原来的东西没有了,所以就发生了这样那样一些怪事情。现在我到我老家一些地方,一条沟一条沟,基本上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想法肯定是好的,一些措施也是好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人,谁来建设? 
 
    南方周末:宗族、宗教,过去对乡村社会的作用具体是什么? 
    贾平凹:我小的时候,村里俩人打架了,有族长给评理。实在评不上理,会跪在庙里对着神发咒。现在农村人特别稀少,也没人评理,当然也不信神了,没有那些庙了。找乡政府,找派出所,做得好的话还可以,如果做得不好,就把事情压下来,回去形成很多积怨,然后就上访。几十年下来,矛盾越来越多,最后可能发生恶性事件。我了解过好多妇女,由于家庭暴力或者各种原因,走投无路,最后出了事才有人知道。 
    宗教就是保持每个人心里的一个界限。没有宗教,大家就没有恐惧了,做事情都是使强用狠。 
 
    南方周末:你是1950年代出生的,你小的时候,宗族、宗教的东西乡村里还有? 
    贾平凹:都有,我小时候这叫老者,就是德高望重的乡贤、乡绅。生产队、党支部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还得请这些老人来处理。我村有几座庙,有关公庙,娘娘庙,还有土地庙,马王庙,牛王庙。谁要做了亏心事,就把你拉到庙里去对着神发个誓,他就不敢了。 
    社会的维系,是有秩序的。有茶杯,必然就有茶碗,有茶碗必然就有茶座,有茶座必然就有茶凳子,这是一套秩序。现在有些配不上套了,这百年以来,战乱、灾难、运动太多,今天消亡一个环节,明天消亡一个环节,慢慢都消亡完了。 
 
    南方周末:过去地主对乡村秩序的影响是挺大的。 
    贾平凹:大的地主我没见过,我们那的地主,我见过。富裕地方有富裕的地主,贫穷地方有贫穷地主,我那比较贫穷,地主都是省吃俭用的,有些钱就买地去了,土改把你划成地主了。 
    但是改革开放后,发财的人,不少是以前成分不好的人的后代。实际上它一个是机遇。一个是他重视文化,思维比较开放,有这机会又复活了。这草啊,春风一来,它又绿了。当年那些贫困的人,很多现在还是贫困的,因为他老不注重文化教育,几十年以后又恢复到这样。 
 
    2.我有一个内线 
 
    南方周末:《老生》里你还写到土改。你是自己有印象,还是通过调查获知的? 
    贾平凹: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那几年。我那家族当时22口人,我三伯父那时是乡政府干部。我一个朋友他哥,当时也是乡干部,专门到一个村子搞土改,他(后来)给我讲了很多东西。土改基本上是我听来的。当时是地主要凭看,富农凭算的,算你这一年有多少长工多少短工,到一定程度,就是富农;地主是看你有多少地。 
 
    南方周末:政权对乡村的管理,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贾平凹:我见过好多农民,说天底下种地的从来没有说不交税的,现在让你不交税了,而且还要给你钱,这对农民挺好的,国家要给你生活低保,给你医疗保障,让你的孩子上学……政府确实想了好多办法。但挡不住人到城市来。 
    现在有一个趋势,大都市的人到乡下来,乡下人要到城市去。一方面,有些城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一方面农村衰败,也没有人。 
    社会发展其实都是交织着前进,这一阶段恶的东西多一点,再过一个阶段,或许就好了。所以也不必悲观。 
 
    南方周末:你的《带灯》写一个乡村的综治办主任,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暖的,你怎样得到那样的现实材料? 
    贾平凹:我有一个内线,当时我认识一个乡干部专门搞这方面的,他每天跟我联系,到现在还是。每天乡政府做什么我都知道——发什么文件,哪天县上谁来,今天他学什么,每天都跟我发短信。他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原来对乡政府怎么个维稳法,咱们说不来。那样一看,确实累。我去过他那两三次,那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上访的那些人里面,成分也特别复杂。有些确实是冤枉的,导致各种政策落不实,或者没人管,或者上一届的事情在这一届积攒下来。但还有一些是人心问题,偏执、胡搅蛮缠的人,有些是想挣些钱,事情弄到那,他不得下来了,各种原因。 
    一会收烟,一会征兵,一会领导来检查,要求每个人发现领导来检查,必须及时汇报,必须要在村里布置多少东西,墙上要写什么东西,有意思得很。 
 
    南方周末:你写农村,每部作品都非常不同,是否出于整体作品结构的意识? 
    贾平凹:你总得变化。这个名利场,淘汰得特别残酷。和我一块写的人,大部分都不写了。原来和你同辈的人在那比着跑,后面更年轻的上来。这伙人年龄小,接受的新东西多,逼着你也接受新东西。提高那么一点点都很费劲,但是你都要尽量提高那一点点,都要变化。 
 
    南方周末:新作品写什么? 
    贾平凹:我最近了解农村拐卖妇女的情况。为什么拐卖妇女?如果没有买妇女的,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拐卖妇女的产业链。大量的偏僻农村,年轻人有本事的都走了,太穷的、智力不行的、身体有病的,留下了。但是所有女的都走了。这些男的还要生活,要繁衍后代,只好想办法买媳妇。大家都很气愤,坚决要把拐卖的人解救回来。但那些地方的那些人可能永远娶不上媳妇,现在不关心那些人,这也是个(社会)问题。 
    我最近在写一个作品,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有一个女的被解救了,但生的孩子留在那。这女的回来以后,大家都知道你被拐卖了,都知道你在那给人家生了个娃,不好找对象。家里把她嫁到更远的地方,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希望她能过幸福生活。但是这个女的很痛苦,虽然和父母团聚了,那边又和她儿子分离了;这边叫你回去能结婚,那边那个男的就没有妻子了。她考虑再三,又回去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转自“晓妍凤平”博客

     

2015-10-21 20:52:34

原始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bfac9d0102w2p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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