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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天“蒋”【1月6日（星期三）篇】
说起来，还是在2015年岁末的“忘年会”上，我与旅日华侨作家李长声老师再次相聚。盘点一年的收获时，李长声老师说今年在朋友主掌的出版社那里又出了一本小册子，并歉意地表示“忘了送给你了。”几天后，李长声老师就把这本名为《昼行灯闲话》（译林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的书籍寄送给我。
稍微透露一点“内情”，李长声老师在日本华文媒体推出专栏，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留学生新闻》担任副总编辑的时候。后来，我“跳槽”到《东方时报》，李长声老师凭着东北人的仗义把专栏也搬了过来。再接着，我独立创办《日本新华侨报》，李长声老师依然如此随文而至。他也是从那时开始撰写有关日本社会文化和中日社会文化的随笔，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多年下来集结了十几本册子。也正为这个缘故，我曾经几次想为李长声老师的书籍至少写一篇书评。
不过，为李长声老师写篇书评的愿望在此之前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国内学人写的书评，感觉并不到位。在我看来，李长声老师的书籍不是写给国内一般人看的，它的读者应该是具有在日本生活着或者生活过的经验并且关心日本以及中国社会文化的人。国内学人缺乏这点，书评自然只能是捧场、叫好而已。而李长声老师也曾说过：“取悦作者或编辑的人情书评会丧失读者对书评家的信赖。”
原因之二，李长声老师的文章不属于“高大上”的文章，实在是介于散文和杂文之间的“小品文”，而且颇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味道，比较适合于坐在马桶上阅读。因为人只有在排泄的时候才能够放松，这个时候读李长胜老师的小品文，可以放松地欣赏、放松地咀嚼、放松地玩味。有人曾说李长声老师的文章颇有知堂老人的遗风，但至少于我看来，在写日本文化方面，李长声老师缺少周作人的大度，其深度、细度和广度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知堂老人。当然，这也应该感谢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原因之三，就是我在李长声老师的文章以及每本著作的前言以及后记中总会隐隐感到丝丝怨气，那是一种怀才不遇伯乐难求的怨气，是一种往昔纠葛于心难弃的怨气，是一种久被边缘渴做老大的怨气，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气。这样，我就始终压抑着要给李长声老师写书评的冲动，因为我不愿意因为一篇书评把李长声老师“得罪”了，更因为李长声老师说过“只许说好话，限制批评，无异于绑架书评。”
这次，收到李长声老师《昼行灯闲话》后，我先读了他自己写的“序”，接着读了他的老朋友、原《译林》杂志主编竺祖慈写的“跋——孤灯知日长留声”。这篇被李长声老师称为揭“老底”的文章，还真的有货，让我长期以来“隐隐感到的丝丝怨气”终于有了一个比较透彻的答案。至于这个“答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读者若有兴趣，可以购书阅读。我能够感叹的是，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或许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文人才能够在写作上有压力、有动力。哪个文人的背后没有一把故事！
书归正传吧。《昼行灯夜话》是李长声老师近两三年专栏文章的首次结集。他曾说自己多年来在写作上没有突破，我因为读过他许多著作，觉得这句话也还是中肯的。但日语中有“持续是一种力量”的说法。坚持，也是一种风格。这本书的风格也好，特色也好，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李长声老师作为“文化知日”大家撰写文章，字里行间似乎总是看似不经意地抖落出一串一串的日本“豆知识”。他会告诉读者，“我们时常把日本叫小日本，古有蕞尔小国之说，但其实，从陆地总面积来看，日本在世界230多个国家中位居62，比德国、英国大，把韩国和朝鲜合起来还大。若算上海洋面积，那就更大了，何小之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宏观面上说起来，似乎并不难。但要从微观面上进行解剖，实在不容易。这种解剖的前提，是对其看似零碎的知识——日语称为“豆知识”的把握和拿捏。
李长声老师口才不好，不善于表达，但他的读书功力很深，文章中时常会让人感到“吊书袋”，仿佛“两脚书橱”就在身边。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中竟然一下子引用了50多本书名。今天，中国人撰写日本问题的“小圈子”里面，读书超过李长声老师的，大概是没有的。李长声老师信手拈来的这些“豆知识”，让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读者读来，会感到自己知识的欠缺或者观察力的不足。当然，让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读者读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一头雾水。
第二，李长声老师作为“文化知日”大家写文章，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日本的社会文化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进行对比，由此显示出一种“知中”的根底，也就是对自己祖国文化的熟悉。比如，他在文中会随手对比性地写道：“饮茶在中国是日常的，世俗的，日本把茶和禅一起拿了来，日常化、世俗化之前，先加以精神化，这或许是拿来外国文化的一个手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说自己是讲故事的，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村上春树说，小说家是专门制造谎言的。”“在中国，禅是高度发达的思想，而禅在日本是文化”。“中国园林主要是文人的，世俗的，这一点与西方相近。而日本庭院大都在寺院里，进了门，便置身于佛教。犹其所谓枯山水。”“日本旅游业比欧洲早一个多世纪。放眼世界，当今已大有被中国取代之势，但两国的旅行传统及文化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如今中国人的旅游方式完全是日本式的。”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祖国、祖籍的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到异国他乡以后，也不可能深入了解对方的。因此，所谓的“知日”也罢，知什么也罢，前提和基础都必须是“知中”。当然，这种况境下的“知”，已经是比较后的“知”了，甚至有些“局外人”的“知”了。
第三，李长声老师作为“文化知日”大家写文章，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点评常常有画龙点睛式的绝笔，还有解剖刀式的清晰入骨。这种点评，显示出来的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功力，更是观察认识的透彻。他敢于指出，“日本自古引进中国的技艺、技能，与本国的风土环境、生活方式相结合，渐渐地就变成他们固有的了。”如果仅仅是一般叙述，或者是报纸、书籍的编译，那充其量是讲故事式的评介，谈不上是“知日”的。如果通过“知日”的叙述，让这两个字上下叠加起来，成为一种“智”，那才是有意思的。
第四，李长声老师作为“文化知日”大家，似乎对日本的情色文化有特殊的偏好。比如，李长声老师在本书中津津乐道的《少女癖》、《AV女优》、《浮世绘的纠结》、《漱石和嫂子》等文章，显示出其热心观察，尤其值得一看。他会信手拈来地写道，“三岛由纪夫年轻时看一幅西洋名画，看着看着就人生第一遭自泻了。”日本“跟大清打仗，士兵把春画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刀枪不入，真的就打了胜仗。”……当然，读者千万不要以为关心这些情色文化问题，作者就变得“下三路”了。从1853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至今，所有关注日本的外国人，在其“日本论”中都会谈到日本社会的情色文化。甚至可以这样讲，关注日本社会的情色文化，是了解日本社会的一把“金钥匙”。
第五，李长声老师作为“文化知日”大家写文章，语言上还真的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说有自己的“声色”，他文中的一些绝妙比喻，也是令人忍俊不禁，刮目相看，或者说是让人过目不忘的。在本书《AV女优》一文中他这样写道：“AV这两个字母，前者站着时挺拔如模特，系了一条兜裆布，后者脱便下两腿朝天。”我不知道这是一位只上过函授大学的人被逼出来的语言，还是东北人唠嗑的本事。不过，我相信，这很难是推敲出来。
最后，还想说的是，这部随笔里面也并非没有知识的疵点，但用套话说，可以叫做“瑕不掩瑜”。我自己常常被人称作“评介日本第一人”，李长声老师常常被誉为周作人之后“文化知日”第一人。其实，我个人对此类评说是全然不信的，也就更不相信有什么“日本通”。如果多说一句的话，那就是日本在江户时代以后直至今天，出了不少“中国通”，但是，到了日本侵华战争年代，正是这些“中国通”将日本引向战败的道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居然有三个是“中国通”。
话说回来，“知日”要读李长声，《昼行灯闲话》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读者如果还有兴趣的话，不妨把他已经出版的《四帖半闲话》、《居酒屋闲话》、《四方山闲话》、《风来坊闲话》、《日和见闲话》找来，一本一本地读。这些都并非是“闲话”。
2016-01-05 23:3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