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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个薄薄的本子，上面记载着你们一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相互间的称谓即关系，重点是你属于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哪个组，在城里，你属于哪个居委会现在称社区，中国十几亿人口，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小本本显示基本情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显示的最初意义是一种地域关系，然而，它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区别。
在过去，不同户籍上的人显示的最大身份差别是城乡差别，城里人，乡里人，很简单地把中国人分为了两种身份。新中国建国之初，假如你是一个乞丐或流浪汉，正巧在某座城市嚼着别人扔下的半块冷馒头，天翻了，地覆了，你被登记了，在当地落户，于是你就成了城里人，有了工作，有了稳定的口粮，还有工资。而那些一生都老老实实盯着几块薄地的人们，也被登记了，称为农民，也就是乡里人，他们辛辛苦苦种粮食，但不一定能吃饱肚子；他们摘了无数朵棉花，但身上不一定能穿暖。
我是在少儿时代便深切地感受到了城里人与乡里人的巨大差别的。我八岁下田插秧割稻，累得直不起腰，长辈们还总是呵斥：小伢儿哪里来的腰！累了就累了，可是一件事让我和伙伴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放春插假或双抢假秋收假之前，有那么五六个同学明明和我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可是现在我们在田里累得像狗，他们倒好，穿得干干净净地闲逛到田边，站在树荫里朝我们吆喝：“上来玩呀！”我们怎么敢玩？我们要为家里挣工分。他们住在一个叫“黄市嘴”的小码头上，五六十户人家，两排房子，中间一条垫了几块麻石的街，有代销店、供销社、理发店、饮食店等等，房子的屁股就对着我们田野，只隔一条小水沟，就这么一条小水沟，就隔开了两个世界，我们要种田，他们不需种田；我们要种菜，他们不需种菜；我们把猪喂大了卖了换钱换衣服没有肉吃，他们不需喂猪却有肉吃，那些同学都比我们长得白晰，在班上最活跃，仿佛天生就高我们一等，幸亏我的成绩好，才在他们面前获得“应有的尊严”。我问父母，他们怎么不下田干活？父母说，他们是吃统销粮的，是街上的人。于是我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就是城乡差别，所以，我们村里漂亮的女孩子，千方百计地要嫁到黄市嘴或县城去，当然一般是嫁给瞎了眼睛的男人或跛腿男人。
我们乡下人要成为城里人，那时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当兵，而且要提干。我们村里自解放后送出去当兵的小伙子，没有一个提干的，老土改出身的村支书每次率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新兵出村时，总是叮嘱一句“给老子混个官儿回来”，结果每一个都让村支书和乡亲们失望了，如果真混了个官儿，也不会回村里了，当然，村支书要的是脸面。听说我的成绩好，村支书曾一度把军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曾多次把我的脚板翻过来瞧，然后摇摇头叹息道，“唉，是个平脚板，可惜了可惜了”。我才知道，解放军只收脚板有弯儿的男人，据说行军快，能赶上敌人的汽车。父母见我此生成为城里人的唯一出路成了死路，绞尽脑汁导演了一出人间悲剧：将家里唯一的男孩我送给城里人，以求永远脱离乡下人的命运。在乡里，一般家庭都有四五个男孩，独儿就是宝呀，可怜的父母为了我，简直是残酷地高瞻远瞩，立下字据将我送给黄市嘴一个叫“桂姐”的寡妇为子，父亲牵着我的手离开破烂的茅草屋时，我回头一瞧，母亲倚在门边偷偷流泪。“桂姐”开茶馆，白天里来来往往都是茶客，入夜，她叫我洗了澡，换了她给买的新衣服，睡在她那香软的床上，我一下竟睡不着了。半夜里，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陌生男人，“桂姐”低声说，“说了有个孩子你不相信”，那男人竟掀了床帘瞧我，然后走了。我吓得瑟瑟发抖，第二天便跑回了家，父母问明了原因，便深深叹一口气，原谅了我，我的城里人梦想，就这样被那个半夜里的男子给毁灭了。
乡里青少年成为城里人迎来空前绝后的机遇是国家恢复高考了，可以说，我们那时心里根本就不是为了“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而是为了吃统销粮而赌而拼命，每个农村青年考学的经历都可以写出悲情故事来，我永远记得高中班主任张湘来先生的一句励志名言：“你们想穿草鞋还是想穿皮鞋？”我们全班同学扯起喉咙喊：“穿皮鞋！”便一齐向彭德辉同学望去，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那皮鞋总是擦得乌亮乌亮的，与我们的解放牌黄胶鞋或布鞋形成鲜明反差。想想那时的人生理想或人生规划是多么地低端哟，只是为了过上穿皮鞋的日子！
我终于实现了这一伟大理想，1980年，我成为安昌乡唯一的本科大学生，考取了湖南师院中文系，那年洞庭湖区涨大水，正在抢修子堤的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兴奋地扔下扁担就往家里跑，身后是乡亲们羡慕的议论声，“这伢儿再不用摸泥巴了”，而父母亲看到录取通知书，老泪纵横，仿佛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了，他们终于给周家培养出一个城里人了！上大学要转“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粮食关系，粮食关系代表着你是吃统销粮还是吃农村粮，大学都在城里，我的粮食关系就这样迁移到了长沙，当了四年的临时长沙市民。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大中专录取通知书就是衣食无忧的通行证，因此进了大学后很多农村青年对于学习有过松懈期，仿佛吃上了统销粮就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可以长吁一口气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毕业分配到哪里，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统销粮是优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你分配到了北京，那么你今天就会为自己为自己的后代拥有了价值不菲的北京户口，可是我毕业时傻不拉叽地一颗红心没有选择地服从分配，到了桃源师范学校教书，一下把户口的价值从省城降到了县城。那个时代，就是活得如此纯粹，似乎吃上了统销粮每月有几十元工资便足矣。这样，我和我的父母就正式成为“两种人”，他们依然是农民，吃农村粮，而我成了城里人，一家人身份不一样，这在世界上是不是一种奇葩现象？后来我成立自己的家庭，生下孩子，孩子还在产房里，同事就提醒我，快到派出所去报户口，似乎慢了一步，都会误了孩子成为城里人。
户口簿里，男人一般是户主，户主在哪里，户籍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1992年底，我这个户主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常德日报社，那时心里满是新闻理想，从没考虑到当时户口逆迁移（从行政区划小的地方往行政区划大的地方迁移）是多么困难的事！我以为我进了报社，那些手续都会由组织上考虑的，其实组织只会考虑我本人，而家属的事儿只能自己解决。1993年4月27日上午，同事彭文杰风风火火地跑进办公室，对正在认真编稿的我叫道：“你还坐得住呀？5月1日起转户口进常德就要收城市增容费了，每人5000元！”我当时吓得只差尿尿了，三口之家，15000元，对于月收入百多元没有存款的我来说，那简直是笔天文数字，我当时绝对是六神无主的样子，彭文杰点拨我道，你找找郭作涛，他是跑政法线的记者。我这才知道，记者身份是可以起一点作用的，比我先进入报社的郭记者很热心，当即就拨通了城北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所长叫我次日上班时去所里找他。据郭记者说，转户口第一关是派出所，最难通过的关口是公安局户籍科，说有个县的户籍股长都受贿百万入了监牢。我的心里便有些惴惴不安了，第二天早早地到城北派出所等，所里人挤人，估计许多人也是为了户口的事找所长，但一个上午也不见所长的影子。到了下午，“所长来了”，人群中一阵躁动，我终于挤到窗口前，递上报社开的工作证明，他很快地签了。我拿着所长签的条子时，发现身边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急着哩，也不在意，便满街去寻找武陵区公安分局，因为进常德城才半年，还不熟悉路，其实局里离派出所挺近，我转悠了好一会才到局里，正在“户籍科”门前朝里探头探脑，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呀，马克思到这里来了呀。”正是先前在派出所看了我一眼的女人，那时我蓄一脸的络缌胡，她戏称我为“马克思”，她又说道:“转户口的吧，来，我带你进去。”说着从我手中拿过条子，走进去直接来到科长面前，那科长见到这个女人，立即站起身来了，女人将我的条子递给他，他立即写下了“同意”二字，签完后才抬起头问我：“是你迁户口？什么原因迁来常德？”我正要回答，那女人将条子递给我：“签也签了，问那么多干嘛。”我接过这至关重要的签字，满怀感激地迅速离开户籍科，都来不及仔细瞧一眼那个女人，唯恐户籍科长反悔。揣上那张条子，我长吁一口气，于29日清早乘公共汽车前往桃源县，跑原单位，跑居委会，跑粮食局，跑派出所。我永远记得派出所那位办事民警看到我的迁移单上武陵公安分局户籍科长的签字时说的话：“呀，你真牛。”因此，我至今还在后悔，我没能记住那位热心女人的面孔，不然今天都要好好感谢她，只因为我一脸浪漫的胡须，她便给我帮了一个天大的忙，至今回想起来犹在梦里。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成了常德人，户口的价值又从县一级升到地市级了，要是早明白户口不仅仅是城乡之差别，而是城与城都有巨大差别的话，我大学毕业时何不留在省城呢，甚至也可以去北京上海呀，那时的本科生供不应求的。随着改革开放，世世代代拴在田土上的农民，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大迁徙，当然，他们都是在城里打工，他们的正式身份依然是农民，所以称“农民工”。有很多人试图永久地成为城里人，但因为种种政策限制，他们未能如愿，于是就有了“黑户口”之称，谁不想红呢，红代表正道。我想这些人由黑转红的过程，不亚于当年我们从吃农村粮到吃统销粮的追求过程，是充满了无限苦涩的。只是后来由于人文关怀，不再有了“黑户口”之称，而是以“暂住证”替代，在一座城市里，暂住证即临时户口，与有着正式户籍的人在享受公共资源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如子女就读，要么入学难，要么要交一大笔费用，因为归根结蒂“你不是这座城市的人”，尽管你进入这座城市很多年了，你修建了很多的漂亮建筑，你把一条条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以为我此生再不会为户籍而苦恼了，谁知孩子又在户籍上开始折腾了，大学毕业后，她偏偏选择去了北京，我劝导她说，北京不是一般人的北京，像咱这种小城市的工薪阶层，若无横财，进了北京就像一粒沙尘一样。但她就认定了北京是她的北京，无论我怎么诱使她离开那里，都没有奏效。这不得不令我沉思，最后只能依了她。我是这样想的，我当年在一个叫“大中村”的乡下摸泥巴时，谁能料到我最终在一座叫“常德”的城市落户？常德城显然比大中村要好。那么，北京是首都，显然要比常德要好，她只要打拼下去，她和她的下一代也就成了首都人，选择一处出生地相当重要呀，如同西北沙漠地带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缺水的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中国女人挺着大肚子在飞机上一定要进入美国领空才让孩子出生的缘故，过了一条空中界线，她的孩子就是美国人了。于是，我的孩子目前就是暂居在北京的常德人，是一个正在苦苦努力将常德变为原籍将北京变为现籍的北漂者，在购房买车方面，她暂时无法像拥有北京户口的人那样享有阳光下的公平。如果我是一个富有的人，如果将孩子送往国外读书，她毕业后再到北京去，无论她是不是一个尖端人才，她就拥有了北京户口，想到这里，你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要拥有北京户口，向外国缴一笔钱也是捷径，就这么简单。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父亲去世后，只有母亲是农村人口了，母亲八十多了，无法种田，田早给别人种了，随我住在城里。农村实现医保后，为母亲缴医保费很不方便，且在城里看病，农村医保要报销很麻烦。于是，一方面为了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我为了让母亲在她离开人世前也成为一名城里人，决定将她的户口从大中村迁到常德城里来。要是在从前，一个农民要成为城市户口那是比登天还难，但现在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之一就行了：一是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二是证明父母因年龄大随孩子居住，而孩子能提供房产证。于是，只有半天时间，我80多岁的农民母亲就成了城里人，落户常德市武陵区。当我把这事当作一项成就向朋友炫耀时，朋友一拍大腿指着我批评道：“你蠢呀！而今农村户口值钱多了，你亏大了！”
我半晌无语，户口呀户口，你何时才能不再折腾中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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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2 17:2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