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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举世闻名。毛泽东深谙历史，早就想一睹为快。毛泽东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
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老方丈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毛泽东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毛泽东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方丈忽然发现毛泽东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味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座禅院里修行。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担当向导。
次日，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警卫员阎长林等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周荣鑫陪同下，由老方丈作向导，游览参观宏大壮观的诸寺院。这天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香火缭绕，钟鸣鼓钹参差交响，合着抑扬有致的梵唱声，好一派佛教胜境庄严肃穆的气氛。毛泽东高兴至极，一边急匆匆地从里院走出，一边对任弼时感叹道：“古人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
由塔院寺进十方堂，来到大殿时，毛泽东看见几个喇嘛正在整理残缺不全的藏经，其中有个叫罗真呢嘛的喇嘛与陪同参观的老方丈搭话，毛泽东微笑着问他：“你是青海人吧。”“是的”罗真呢嘛答。毛泽东又温和地问：“你来五台山多久了，为啥子出家？”罗真呢嘛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有几座出名的寺庙？”“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吗？”毛泽东当即答道。罗真呢嘛佩服地点了点头。毛泽东指了指地上堆放的有些残损的经书，又问罗真呢嘛“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经地道：“有生之物，有生就有灭，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
时正值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蒋家王朝已危在旦夕，毛泽东便故意问罗真呢嘛：“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毛泽东又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尊塑像缺少了脑袋。他不禁愕然，忙问身边的方丈：“此为何由？”方丈痛心地说：“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文物，要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爱国僧人，把五台山建设好。
毛泽东一边观赏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毛泽东回首作答：“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道：“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慈笑憨态，打趣道：“胖师傅，久违了……”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毛泽东面对方丈道：“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方丈垂头念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毛泽东赶忙表示道歉：“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
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任弼时插话：“用佛教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毛泽东反问方丈：“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方丈点头：“贵人所言即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谢罪。”毛泽东笑道：“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边说边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时而抬头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周恩来点头说：“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又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以手引指任弼时，请其发表高见。任弼时笑道：“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任弼时的话引得毛泽东一阵情绪激昂，随口而出：“对呀，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毛泽东谈兴很浓，转身对方丈说道：“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毛泽东在五台山路居，虽只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内方丈院中，至今还设有毛泽东路居陈列馆。
毛泽东与佛学经典
毛泽东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他非常关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始终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佛教进行批判研究，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
早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吸收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自然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指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加如来传道，邪苏（指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对泡尔生“信神矣，则足而增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信仰不可少。”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相当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华严经》、《六祖坛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据逢先知提供的书目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因为毛泽东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对献身于佛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著作中。阅读《毛泽东选集》通卷记载着他所引用的佛典成语诸如：“一相情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等等不胜枚举。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晚年谈起迟迟不能结束“文革”的忧虑时，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195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在审阅协会章程草案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秀传统”八个字。此举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地位中的肯定立场。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最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毛泽东高度评价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读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该书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是一部慧能圆寂后由其弟子法海编篡的语录，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六祖坛经》的传播，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毛泽东和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许多次，特别赞颂慧能勇于革新的精神，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之为“佛学革命”。当时毛泽东还脱口背出慧能所作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毛泽东说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泽东还给林克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传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毛泽东还能背出《六祖坛经》里记述的另一首神秀所作的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
毛泽东对《六祖坛经》的评价极高，尤其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毛泽东说：“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慧能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所以大为流行”。毛泽东也曾对班禅大师说过：中国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为“经”的，就仅《坛经》一部。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论哲学问题，说到胡适写哲学史，然后突然对中国至当时尚无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遗憾之情。
纵观慧能一生，从他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到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来分析，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中，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
毛泽东与佛教慈悲观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思想。佛教认为：“与乐曰慈，拔苦曰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给你快乐就是慈，为你解除痛苦就是悲。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众生，也要给他们以最大的快乐，就是大慈；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除痛苦就是大悲。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有《祭母文》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并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于人的人。我母亲正是最后一种人。”
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对佛教的理解，有自己的发挥。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佛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毛泽东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既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 “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耳濡目染，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庙堂，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后来，毛泽东开始住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
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尊敬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1949年毛泽东路经五台山塔院寺时，见一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
毛泽东与党的宗教保护政策
在宗教政策上，毛泽东并未采取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寻求其合理内核与民主性精华，进而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要把最高原则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合起来。像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会主义、扩大城市都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才算联系群众。”接着他又以彭湃同志的活动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
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
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有“佛教将军”之称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
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忽视佛教文化的倾向是非常不满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个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可见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绝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认真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时，虽然处理了叛乱和封建剥削与特权，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但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保护的。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得到执行。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修复开放一些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信教群众是满意的。
摘自： 凤凰资讯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804/0416_2665_493789.shtml
2016-05-16 02:3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