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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原因，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巍然耸立。
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类诏书在历史上难得一见。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拥有取刘禅而代之的有利条件，但诸葛亮终没有取代。后世大多难以理解取代的艰难，难以看到诸葛亮处心积虑取代刘禅的准备，更没有看到五次“北伐”给诸葛亮带来的羞辱和打击，始终看不到诸葛亮的权力欲，看不到权臣和皇帝之间难以预见的变数，看不到和谐背后隐藏的血腥，看不到诸葛亮宦海多年，早已对宫廷杯葛留有预手，以为诸葛亮具有常人未有的高风亮节。
其二《出师表》中，那句
“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在政治和道德上有极强的欺骗作用，很符合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其实，因为感激先皇帝，所以要忠于新皇帝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愚忠，愚忠与报恩之间又有了严格区别，有恩的报恩，有冤有仇的又该怎么办？当然是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如果这样，整个社会会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任何制约的无序状态下运行，只留下阴谋与诡计，血腥和屠杀。更何况，普通人之间的报恩，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假如因报恩而牺牲社会或他人利益，则为法律所不容。政治家手握国家权力，回报私恩时，常会以民众利益作礼品，当然没有可取之处。虽不可取，但最高统治者需要愚忠，需要臣下的报恩。所以诸葛亮这句根本不能成立报恩逻辑，却成为后世的行为典范。
其三，病死五丈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掩盖同刘禅之间的恩怨是非。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
有如此资质，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当然要把诸葛亮美化拔高，树立成一面忠臣贤相的旗帜。
忠臣是一个腐朽概念。在专制社会，皇帝借助民众力量夺取了政权，立即将社会公权攫为己有，同时理屈气壮地公开宣布：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强盗逻辑指导下，构成了以皇帝为顶端的金字塔等级制度。不管皇帝如何好大喜功、战争频仍，穷奢极欲、腐化堕落，残暴寡恩、肆杀成性，无视民瘼、昏庸无能，全体民众都必须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稍有懈怠，就是不忠；稍有不满，就是逆天；敢有反抗，就是罪及九族的叛逆、谋逆，本人须杀3337刀。
专制制度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皇帝是黑社会龙头老大，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不仅要靠军队威慑镇压民众可能产生的反抗，更需要一批忠实的鹰犬，忠臣就是应运而生的鹰犬类。过去将臣下划分为忠臣、佞幸等，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为皇帝个人利益作谋划，区别仅在于前者为皇帝考虑的比较长远，后者仅只是满足皇帝的眼前利益。从这里观察，佞幸也属于忠臣，他无疑忠于皇帝！
国无分大小强弱，都有资格林立于地球，一切恃强入侵者，都是侵略，都应该受到谴责。人无分贵贱贫富，都有自己合法的权益，依仗权势对之实行剥夺者，都是强盗。那种豢养强盗的制度，是野蛮的吃人制度，都应该抛弃。
民主理念民主制度不是到今天才忽然诞生，只是过去的闭关锁国，国人还没有发现而已。有了近代文化精英的启蒙，有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召唤，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专制社会是一种野蛮的丛林社会，是弱肉强食的强盗社会，是应该毅然抛弃毫不吝惜的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随着新文化的迅速普及，现代社会不需要忠臣，需要亲民爱民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社会公仆。公仆理论建立在社会公权属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的基础上，只要承认这一理论，皇帝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忠臣概念自然就成为历史垃圾。
经常听到一种教师爷式的教诲：要历史地看待这样看待那样。历史地看待问题原没有错，但是人文精神没有时效性，属于永恒。关心最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切身权益的道德标准，几乎与人类同步产生，不是现代才有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陈腐的“忠君”等道德标准，应该毫不客气地作垃圾处理。不能把“历史地看待”变成历史垃圾的庇护所，人都进入了现代社会，头脑还留在几千年之前，夹在门缝中多不好受！
尽管忠君思想与孟子民贵内容有很大区别，但是，中国历代最高专制统治者，总要阉割孟子而强调忠君，帝王标准遂成为几千年中衡量臣民的最高标准。而此时，中国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文化，已进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统称之为汤武革命；另一方面，又把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取代腐朽政权称为奸贼，把曹丕、司马炎等称之为“篡汉”、“篡魏”。称谓的混乱，表明精英文化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已经沦入二元化道德的泥坑。
诸葛亮之所以受到晋武帝推崇，是因为幻想有诸葛亮之类的忠臣，能辅佐他那个傻瓜儿子做皇帝。陈寿秉承“当今”皇帝的意愿，将诸葛亮拔高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器重的忠臣、贤相、廉吏，塑造出来亘古未有的三者一体的样板，亘古未有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专制社会士大夫眼目中，权臣异化走向君位都是叛逆，都应该讨伐。在讨伐叛逆中，更应该树立正面形象。周公辅成王而不曾篡位，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后世不察众多亲贵对周公的监督掣肘，而将他视为圣人，推上了儒家始祖的至尊地位。圣人只可以学习不能比拟，已被高悬于天际，可望不可及。西汉霍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曾有废立皇帝的惊天之举，却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萌动，应该说，他是旷古少有的不贰之臣。遗憾的是，他的子孙不争气，不仅招来杀身之祸，连其亲属也成为失火城头之下的池鱼，并给霍光形象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污垢——这个形象难以树立。管仲是春秋时代大权在握、出将入相的重臣形象，并使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的丰功伟业，但国君齐桓公是一道难窥就里的铁幕，管仲受制于铁幕。相比之下，诸葛亮是圣人周公最好的学生。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而且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由于受派系力量的制约，更由于益州民众对蜀汉王朝的依附心理，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公开，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这在专制社会中既难能可贵，又是整个社会之最需要，在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篡权往往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而社会需要安定祥和。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他们父兄辈为之奠定了坚实的权力基础，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取而代之。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弑主等宫廷政变。两相比较，更彰显了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后出师表》虽是出自张俨《默记》的伪作，但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句名言，确实符合世人对诸葛亮的表层认识。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今绵阳）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以壮烈战死为先父名节划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临出发时感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乃驰赴魏军而死”。（见《三国志·诸葛瞻传》）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其后代，后世当权者当然要大加推崇。所以，诸葛亮就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至于炮制《隆中对》并游说孙权，造成国家重新分裂的罪责，历代统治从来漠视民众的基本利益，更何况诸葛亮高举着“兴复汉室”的政治旗号。但是，这面旗号经不起推敲，国家不姓刘，兴衰更替司空见惯，刘姓皇室气数已尽，理所当然得改朝换代。“兴复汉室”不能成为制造分裂的借口。
还有人为之辩解说“各为其主”。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对发生在本朝本代的分裂活动严惩不贷，十恶不赦的重罪之重，首恶就是谋逆罪，是要夷其三族以至九族的。而对发生在前朝前代的分裂活动，都可以忽略不提或加以肯定。表面看来，这是道德二元化。之所以产生如此矛盾的标准，是他们始终坚持实用主义的利益原则。对本朝本代的分裂者残酷镇压，是为了确保皇位不发生动摇。对之前的分裂者加以肯定，是取其对主人的“忠诚”。他们希望臣下都能像诸葛亮忠于刘姓皇帝那样忠于自己。所以自古以来，大都把降官降将列入贰臣，尽管他们对夺取江山作出过巨大贡献。对不肯投降的前朝文臣武将，虽担心后患须得杀掉，但还要厚葬并隆重祭奠。更由于专制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是帝王将相这些整正数后边的一串零，独立存在时没有意义。所以对因分裂国家，或因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灾难的行径，都视而不见，忽略不提。
陈寿写《三国志·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嫌，但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论及才能，陈寿写了：“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
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少许污点；要洗涮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陈寿的结论不是那么好推翻的，他毕竟是位严肃的史家，结论建立在凿凿事实的基础上。如就事论事，尽管陈寿已经作古，但有白纸黑字的史实作依据，结论当然难以推翻。
深谙官场尔虞我诈鬼域伎俩的唐代名相房玄龄，避实击虚发一支“奇兵”，从陈寿人品入手进行否定。在他监编（相当于今天的主编）的《晋书·陈寿传》中，以道听途说作依据记述了两件事情。其一是，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对他们儿子说：“送千斛米过来，我会为你父亲写一个很好的传记。”因为其子没有送米，所以未给二人写立传。其二是，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斩了，其父受株连处以髡刑；更加之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所以在为诸葛亮父子立传时，就写下诋毁的结论。以一代名相身份，要“诛杀”史官陈寿，犹如以榔头砸蚂蚁；又是从人品入手的，更具说服力。
中国人历来把人品操守放在首位，人品丧失了，还有何脸面说话！即令所说的都是凿凿有据的事实，谁也不敢再相信。房玄龄何等人物！他的唾沫星溅在墙上，也像钉子钉在木板上那样牢固。自索米说见诸《晋史》之后，当时甚有影响的史学家刘元济、刘知几都深信不疑。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宋代史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
此后，虽有众多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诬，且证据充分，但仅限于被动地洗涮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龄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2014-08-18 17:1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