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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下学习英语，很多人都以失败告终，我之所以能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世界对话的人，很大原因在于我有一种对自己的“死嗑精神”。死嗑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执著，是一种梦想支撑下的与惰性、胆怯、放弃等等人性弱点的较量。
我之所以在很年轻时就有这种死嗑精神，是因为我幸运地遇到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英语革命”，幸运地不断遇到“高人”（高标准、高要求、高品质），知道自己的差距，信奉“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是出路”，于是在“终身学习”中乐此不疲。
《那些年，我磕破的英语单词本》
——我所经历的“中国人的第一次英语革命”
学英语初动力——如听天书，不愿做“英语世界”的文盲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录取的大学生，当我们还沉浸在“天之骄子”般的荣誉和喜悦中时，进入大学的第一堂“天书课”让我着实有了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和对自己无知的惶恐。那是进入大学后方华灿教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大课，所谓大课，是整个系集中在一起上课，我们一个系六个班，那堂大课人数很多，方教授讲的全部是英语。由于之前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批大学生国文基础都差得一塌糊涂，更不用提英语了。而这样的课按说应该是在大三大四才开，经历了文革“文荒”饱受知识压抑的教授们也是迫不及待地想教我们。
方教授见到第一批久违了的学生们，压抑了多年的他像丰富的油田找到喷头出现井喷式喷发，他直接用英语讲了两节课，这九十分钟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当时我懵了，感觉自己像在听天书，强大的求知欲被知识的魅力所唤醒，我不甘心做“英语世界”的文盲，那种摆脱无知的欲望使我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最原始的目的就是像方教授那样用英语讲课。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感受的同学不在少数，我们那堂课的学生二百多人中，现在有五十多人在国外，为中国石油行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出国要考托福，分数都要在550分以上，以当时“英语零起步”的水平，能有这么多石油学子分布在世界各地，方教授的第一堂“天书课”功不可没。
(我的老师方华灿教授——图片来自网络)
学英语笨功夫——下苦力，方本磨圆补笨拙
（依旧清晰可见的红色标记，但有的字迹却已模糊不清）
（被磨圆、磨烂的英语单词本）
（那个年代用来记英语单词的本子）
我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真是“饿补”啊！然而，记忆英语单词却是我的软肋：别人十遍便可铭记于心的单词，我百遍千遍也未必可以背下来。只好一个一个单词的标记，一遍背不下来的画一条“横杠”，两遍、三遍背不下来的画“三角”，多遍仍旧背不下来的画“红三角”，“红三角”的个数总是很多，如此长期坚持，英语笔记越来越多，这些英语单词本边角慢慢磨损，方的变成圆的了，好的变成烂的了。
为学习当“学霸”——练听力，霸占单位电视机
大学毕业到单位后，我的英语学习延续到单位，甚至为学习我还当起了“学霸”。“此学霸”而非现在年轻后生的“彼学霸”，我所指学霸是为了练习英语，提高听力水平，一直“霸占”着英语时间段的电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研究所里只有一台公共电视机，为了跟电视机学习英语讲座《Follow
me》，我总是在别人还休息时，已占下电视等着英语讲座，别人也就不好意思跟我抢频道了。那时我甚至连走路、排队买饭的时间都在默背英语单词，搞得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学英语似的。这样近乎疯狂的学习，让我变成别人眼中的“怪人”，但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无足轻重，醉心于学海中的我无暇顾及他人异样的眼光。
打开世界之窗——从翻译到对话各国政要
（我与美国前总统卡特）
（我在提问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在欧洲创新大会上演讲）
由于一直坚持学外语，在单位我经常担当业余翻译，有时还带团出国。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迷上并投入太阳能事业之后，英语会成为我与世界沟通无极限的有利工具。我可以用英语对话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鲍威尔，用英语在联合国讲坛上介绍中国太阳能推广模式，用英语在全球创新大会上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这一切似乎始料未及，有时你没有理由的坚持一样东西，最初得不到回报，但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惊羡了别人，最重要的是感动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英语功底，不但使我能用英语与人无障碍地沟通交流，更是学会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新的逻辑思维。
学习是人的第一需求
为什么我要一直坚持学习？因为学习是人的第一需求。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求知欲，人要上进，昨天和前天不一样，今天和昨天又不同。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反过来才对，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没有学习没有思考的人本质是行尸走肉。
一个爱学习的老板带动的是一个爱学习的学习型组织，我同样希望我们团队的人及我所能影响到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停，生命止”，生命的价值在于永不停歇地吸取知识，在于坚韧不拔的追求真理，在于锲而不舍地扩展厚度。“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就是我们有品质的人生所孜孜追求的。
附：
背景资料1
注：（方华灿，中国石油大学教授，我国海洋石油工程学科领域的开创者，1930年3月生，1952年8月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机械系。历任清华大学石油系教师，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机械系副主任、主任，曾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曾为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了“石油钻井机械”、“海洋石油钻采装备与结构”、“机械振动学”等课程11门；开展了“海上结构物的安全与可靠性研究”等10余项课题的科研，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10项，专利2项；共发表论文约200篇，其中在国外刊物上发表40多篇，SCI和EI收录近30篇；培养出研究生近40名；出版了《海洋石油钻采设备理论基础》、《海洋石油钢结构的疲劳寿命》、《冰区海上结构物的可靠性分析》、《Mechanism Design》、《Design of Mechanical
Elements》、等著作14部；曾建立了用于海洋石油工程的“模糊概率断裂力学”新学科分支，并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模糊概率断裂力学》。1992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
背景资料2
《Follow Me》：中国人的第一次英语革命
http://edu.qq.com/a/20090904/000128.htm
上世纪80年代初，《跟我学》不但开启了中国人学英语的一扇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通道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s
Jane”.
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20，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这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在学英语。这一档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教学节目，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大陆掀起的学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改革开放为英语热燃起一把火
新中国成立后，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曾几起几落。1950年，中国政府在青年学生里发起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正念高三的袁士槟也报了名。当时每个人能填三个志愿，袁士槟在第三志愿里填了“外语”。结果，袁士槟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可能是看我在上海长大，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袁士槟猜测自己被录取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全国英语水平最高的地区，那里有很多教会学校，学校里常常都是英文授课。
随着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助建设，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剧增，1953年，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很多中学也不开英语课，改教俄语。“当年派我学英语，我还闹情绪，因为学了英语就不能去苏联了。”和袁士槟同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那时候学英语基本被认为没用。
直到1956年，英语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当时中苏的关系已经开始起了变化。1957年，初中恢复英语课，但英语教师匮乏，维持俄语课仍是很多学校的首选。1964年，教育部确定了英语为第一外语，开始调整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但因为“文革”的关系，那时候的英语课文全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或是“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没有实际意义。1971年，依照当时的外交形势，周恩来提出国家急需翻译人才。
1978年年初，《北京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这样写道：“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被许多人看作是学外语，特别是英语很有用的信号。
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公费留学生；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打开大门，这些消息让许多蛰伏多年、希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振奋，国内学英语的热潮也开始慢慢积蓄。
两千英镑险些难倒中央电视台
十年动荡，让很多人没能好好上学，国内对教育的呼声很高。国家教委找到中央电视台，在电视中合作开设教育节目讲课。那时全国只有两个频道，只有晚上有节目，白天的时间都闲着，于是中央台成立了电视教育部，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都播教育节目。
已经到中央台工作的徐雄雄开始参与录制英语教育节目——《英语讲座》和《电大英语》。
前者是针对中学生和一般人的基础英语，后者是电视大学的正规课程。两个节目都是老师黑板教学，这也是当时电视教育节目的统一模式。
“我感到当时的英语教学，多侧重语言理论，而忽视语言的实际运用。很多人学了很多的语法，死记不少单词，但是还不能和外国人进行交流。学外语成了个枯燥的过程。语言应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是十分生动活泼的东西。”
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次到BBC(英国广播公司)考察时，徐雄雄偶然看到了BBC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的样片。生动的故事情节、情景式的对白，让徐雄雄觉得，这种英语学法很生动，能学好。
问题是，那时的中央台没有买节目的习惯，BBC更没有送节目的习惯。幸好BBC英语部主任Howse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中国情结促使Howse决定，只要中央台支付60集的节目共两千多英镑，用来付演员和编剧等人的版权费，中央台就可以任意使用《Follow Me》5年，包括出版有关书籍的权利。
“我们根本拿不出钱，台长一听要钱就毛了。”回国后的徐雄雄还是碰了钉子，对台领导来说，电教节目都要花外汇买，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手里外汇少得可怜，台里很多部门都在争。为难之际，当时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Alen
Maley伸出了援手，他说服了上级单位——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把属于他支配的一部分经费支付给BBC，而中央电视台只要在北京支付人民币给他就行了。这解决了外汇问题。中央电视台台长批了3万多元人民币。
《跟我学》一举创出成功模式
将60集的《Follow
Me》拿回来看了一遍后，徐雄雄犯难了，“我很担心，因为他们那种语言、表现方式，很多是当时国内都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看都没有问题了。”《Follow
Me》原版是为德国人编制的，有不少西方男女间的幽默和玩笑，还有摇滚流行曲，这些在当时国内的电视上都是不允许出现的。整个节目也没有任何讲解，不是非常适合中国观众。
为了能使片子播出，徐雄雄决定对片子进行大手术。《Follow
Me》被译为《跟我学》，徐雄雄任导演。“实际上我把原来的节目当作资料来处理了。我删掉了很多东西。有些段落已经删得没什么好看了，基本就是文字教学。但必须把节目放在政治安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个节目是会受到大众欢迎的。”徐找到教委，希望教委能够找个权威的老师来帮助修改，但教委的相关人士看过片子后，表示反对，认为《跟我学》不是正规的教学，无助于学生的考试成绩。
无奈之下，徐雄雄请了人民大学的康宏锦、郭晓蕙、于德社三位老师帮忙编写课本，请来老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胡文仲和英国专家凯瑟琳•费劳尔(Katherine
Flower)当主持人，后来又请了北京外交学院的袁士槟参加到主持人行列。
上世纪80年代初，让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电视台主持节目可是了不得的事。说到凯瑟琳，因为她曾在法国电视上讲解过《跟我学》，所以被作为英语教员引进，但阴差阳错，她被分到了教委的电视大学，教委不同意她参加电视节目，而是要她参加电大英语教材的编写。所以，凯瑟琳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跟我学》的录制。另外两位主持人胡文仲(前30集)和袁士槟(后30集)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跟我学》的很多工作只能在晚上、周末进行。
录制节目前，主持人们都会看一次原版片，然后大家一起把脚本整理好，练熟。有时候还要插一些中文的解释。录半小时的节目，要准备几个小时。因为怕自己的普通话不准，袁士槟还特意让夫人纠正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凯瑟琳还要不时地纠正胡文仲和袁士槟的英语发音。
1982年1月5日，《跟我学》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就来到了徐雄雄的办公室，问道“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材料？”
“花了多少钱？”，在得到一一答复后，张香山说：“我看了。不错。很好。”广播事业局局长对一个电视节目亲自前来表示支持是很稀罕的。
《跟我学》播出后，多个国家找到中央电视台，表示可以免费提供本国的语言教学片子给中央台。“那时候都是他们来求我们播了。我们根本不掏钱，我说我们要编辑节目，设备不够，你要给我，结果我向外国人要了三套电视设备。”徐雄雄说，“后来语言教学节目的开展，都是根据《跟我学》这个模式搞起来。”
一千万观众，三千万册教材
“片头曲快结束的时候，里面的一个主要演员Francis
Matthews上楼梯时，一回头，然后头一甩，那好像就是说跟我来、跟我学，我觉得那个镜头特别帅，特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副主任李培春现在仍记忆犹新。《跟我学》开播时，李培春上初二，因为学习成绩好，和对英语的偏爱，让他总觉得课堂上的东西学不饱。偶然看到《跟我学》，深深吸引了李培春，“我就是觉得发音地道，英国人讲得肯定地道，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家里人多屋小，每次《跟我学》开始的时候，父母亲都要叫哥哥姐姐不要说话，让李培春安静地看。
真正地教你开口说英语、说生活中有用的英语，是《跟我学》最主要的功用，它让沉浸在语法中的英语学习者们得到了“实战”的机会。当时在外交学院任教的袁士槟也非常推崇《跟我学》，不仅让妻子孩子跟着学，自己虽然曾出任驻外使馆的翻译，但也坚持收看，进而后来成为里面的主持人。
《跟我学》在每个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每星期进展一集。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在中国已经被放开供应，此前它是需要得到配额才能购买的奢侈品。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欧美电视剧都很难看得到，《跟我学》里的剧情，也成了普通观众喜欢看它的一个原因。“我奶奶那时候总是和我一起看，因为她没听过高鼻子的人讲外国话，所以很稀奇。”《跟我学》的热心观众林世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喜欢看外国人都穿什么、吃什么、住怎样的房子。”
只要时间一到，《跟我学》就成了有电视的家庭必看的节目，有如后来热播的《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1982年的《中国日报》上写道：《跟我学》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这个数字与我国现有的电视机台数吻合。
60集的《跟我学》适合有一定英语语法基础的人学习，只要将60集的东西学透，在英语国家生活就没有太大问题。那时候很多想认真学英语的人，都把《跟我学》奉为口语方面的“圣经”。由于节目太火，又来不及出教材，栏目组开始在《电视周报》上刊登《跟我学》的教材，每次半个版，《电视周报》也因此增加了约50万订户。
后来，广播出版社出版了《跟我学》的教材，“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平装版、精装版、合订本……总是供不应求。”书的编著者、《跟我学》中文版导演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据说共出版了3000多万册，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
节目的热播，也让三位主持人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而由于反复播出，《跟我学》的成品录像带都被“播烂”了。
新加坡一家《New
Nation》杂志上写道：目前在中国最知名的外国人，很可能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在北京的大街上，女主持人凯瑟琳经常会碰到小朋友喊：“你好！《Follow
Me》的老师！”有一次，凯瑟琳坐公交车，售票员盯着凯瑟琳看了一会儿，突然喊，“同志们，《跟我学》的老师在咱们的车上啊！”结果车上所有的人都冲凯瑟琳说：“HELLO。”还有一次一位宾馆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说：“你好，来杯杜松子酒吗？”凯瑟琳很奇怪，在她的印象中，那时候中国普通宾馆里没有杜松子酒，仔细一想，原来服务员只是照搬了《跟我学》里的台词。
1986年，袁士槟被派到联合国总部，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在纽约的餐馆里和马路上，他常常会碰到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叫自己“袁老师”，刚开始袁士槟不记得是自己在外交学院教过的哪位学生。“他们说‘您的学生遍天下。我的口语就是在《跟我学》里学的。’”看到这些满嘴英国英语、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袁士槟体会到了《跟我学》真正的影响力，“《跟我学》的学习方式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打开了国内学外语的一个路子，不拘泥于语法，而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去表达。”袁士槟说。
不可否认，《跟我学》在中国的成功，跟当时国内的学英语热和英语学习材料缺乏，特别是英语会话材料稀缺有一定关系。而电视节目不发达，观众没有太多的观看选择，也使《跟我学》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在播放了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跟我学》慢慢退出了电视教育的舞台，一方面《走遍美国》等被认为是更好的英语教学节目出现了，另一方面，随着节目的丰富，电视台也逐渐放弃了电视教育栏目。
2006年1月1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跟我学》，并邀请杨澜和凯瑟琳出任主持人，教学素材还是BBC当年拍摄的，但是主持人里讲课的内容按照现实修改，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份上下两册共50元、10张光盘的经典教材已经不再受人青睐，它早已被更新、更全、更流行的英语教材所取代、淹没。
根据一项人口普查数据，在进入2000年后，中国学过英语的人已经过亿，中国青年学子花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更是无从计算。而人们对英语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
2014-12-09 01:2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