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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天“蒋”【6月3日（星期三）篇】
（今天这篇博文，实际上是为我23年前的译著《东亚近代史》即将在中国的东方出版社再版而写的一篇“再版序言”。其中不仅谈到我个人的留学史，也谈到我对东亚问题的一些看法。文字长了一些，但我热忱地推荐给朋友阅读。）
201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在东京的家中，没有能够享受“黄金周”伊始的快乐，而是从事着“脑力劳动”。因为，东方出版社要重新出版我23年前的译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我的导师加藤祐三先生的《东亚近代史》，小编袁园已经软硬兼施地催促我多次了，让我写一篇再版序言。
说实话，旧著重版，我当然高兴，因为这不仅仅表明加藤祐三先生《东亚近代史》这部著作具有的学术价值依然存在，更意味着中国书籍市场开放式的一种需要，意味着中国新一代读者进一步“开眼向洋看世界”的需求。正因为这样，如何来写这篇序言，我也就颇费一番心思。总感觉有许多话要说，总担心读者是不是要看。就在这样的纠结中，不知不觉地拖了下来。现在，我终于下决心搁置所有纠结，我手写我心。
一、从我的留学经历开始谈起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东渡日本自费留学。90年代初，进入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部，在加藤祐三先生手下读了两年“研究生”。这里，我之所以把“研究生”用引号加以表示，是为了避免出现“学历诈骗”的误会。
直到今天，在中国，说到读“研究生”，就是在读“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生”，读出来的是“硕士文凭”以及“博士文凭”。在日本，说到读“研究生”，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大学的“研修生”，读出来以后，只有一张结业证明书，并没有任何学历文凭。中日两国很多时候使用相同的汉字，实质的意思却截然不同。因此，也有人说汉字常常是导致中日两国误读误判的“陷阱”之一，我也真的看到有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大学读“研究生”，“海归”回国后就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在日本读的是硕士“研究生”。事实上，此“研究生”非彼“研究生”。
这里，我要多说一句，日本把硕士称为“修士”，而“修士课程”有时候也被称为“博士前期课程”。这样，有些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大学读完“修士课程”后，回国就说自己攻读了“博士课程”，看起来是把“前期”两个字省略了，实际上是在“模糊”自己的文凭与学历。这些，我或者把它看作是钱钟书《围城》的“当代版”，或者把它看作是不肖生《留东外史》的“现代版”。我呢，已经到了“高堂明镜悲白发”的年龄，自然不肯做这种事情。
离开横滨市立大学后，在加藤祐三先生的推荐下，我到日本九州大学文学研究所川胜守教授手下读硕士学位。但是，坦率地讲，在拿不到任何学历文凭的横滨市立大学读书的两年期间，我翻译了加藤祐三先生四本学术著作——《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亚洲》、《日本开国小史》、《东亚近代史》、《横滨今昔》，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那可以说是我一生读书用力最深的两年。在九州大学读书的两年期间，因为家室之累，因为对未来的不安，打工的时间大大多于读书的时间，反而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长进。至今回想起来，都是遗憾连连的。
基于此，我也想说，读书，更重要的在于环境，在于心气，不在于什么学位。在我看来，任何教育制度下都会出现人才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远远优于奴隶社会的教育制度，但那种教育制度下仍然出了至今还被人们奉为“圣人”的孔夫子，大概也不会有哪个人会站出来说：“我比孔夫子强！”
有志读书者，或许可以从这当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的。
二、初识加藤祐三先生
说起来，我是从1973年进入北京北海中学就开始学习日语的。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市确定月坛中学、北海中学、第三十九中学这三所中学在外语教学中进行日语教学。当时，其他中学的外语教学，或者是进行英语教学，或者是进行俄语教学。中学外语教学进行日语教学，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的事情。今天，据说北京只剩下月坛中学依然在进行日语教学。这段历史，已经渐渐地被人忘记了。
让我清晰记忆的是，中学日语第一课的内容是“毛主席万岁”，这与我1967年进入小学时学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是一样。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日语的说法，一个是中文的写法。我身上的时代痕迹应该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我自认为当初还是比较用功的，也背了不少单词，但大多是政治单词，比如，“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红卫兵”、“工农兵”、“人民公社”等等。记得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还订阅了日文版《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练着做一些笔译。我中学的一位日语老师名叫林杰，他经常是清晨6点钟就来到学校办公室，坐在那里翻看纸页泛黄的、大小只有课本一半的日文书籍。我的笔译文章都由他一一用红笔批改。因为这不属于课堂作业，林老师能够这样做，也是不容易的。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老师上班后，林老师就把那些小小的日文书籍收起来，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说我看这些日本书籍。”后来，我决定到日本留学后，专门到林老师家里拜访，希望曾经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林老师能够帮助介绍一点人脉关系。林老师看了我半天，叹了一口气，说：“我和日本多少年没有联系了，已经不了解日本了。”然后，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岸信介”、“冈村宁次”两个名字，说：“如果你到日本能够找到这两个人，说我的名字，说我父亲的名字，他们肯定会帮忙的。”当时，我吓了一跳，尽管我不知道岸信介、冈村宁次这两个人的详细事情，但我知道他们是“大坏蛋”啊！我谢过林老师，到日本后却不敢、也不曾找过这两个人。直到2012年6月4日，我才正式采访了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后来，我也是从在日本工作的另一位当年北海中学的日语老师那里，了解到林杰老师的父亲当年是伪满政府的高官。今天想起来，林老师当年清晨阅读的那些日语书籍，就是日本“岩波文库”的书籍。我至今都喜欢日本多家出版社的“文库本”，不知道是不是也受到了林杰老师的影响。至今，林老师仍然是我难忘的老师之一。
话说得有些长了，但我已无法管控回忆的闸门。先于我到日本的妹妹蒋方，不但给我办理了到日本自费留学的繁杂手续，还帮助我联系读书的学校。当时，经人介绍，我们结识了在横滨市立大学任教的英语教授北泽义弘先生。后来，北泽义弘先生把我介绍给加藤祐三先生，并把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发表在《南开学报》上的论文以及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祖国》一书交给了加藤祐三先生。
记得面试那一天，一排教授坐在前面，所提的问题也并不复杂，无非是为什么要到横滨市立大学读“研究生”，对自己的选题将怎样进行研究等等。但是，我就是一句完整日语都说不出来了。加藤祐三先生面带笑容，不断地和蔼地进行提示，我除了会说“哈依”以外，别无所答。面试结束后，我大脑一片空白，觉得“完了，一切都完了！”发榜那一天，我已经不想前行，硬是在朋友的催促下才到横滨市立大学去看榜。结果，当我在榜上不多的人名中找到自己的名字后，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样，高喊“中了！中了！”还好，我没有像范进一样发疯，否则还不知道会挨谁的嘴巴子呢。
开始上课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日语一塌糊涂。当年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些政治单词，一个也用不上。加藤祐三先生上课时常常对学生说“诸君”，你们该如何如何。但是，“诸君”这个词汇的发音与“蒋君”的发音是相同的，这样，我就总感觉加藤祐三先生上课时是在叫我的名字，我紧张、茫然地看着先生，先生则毫不理睬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这样，一节课下来，我几乎要崩溃了。
为了加深对教材的理解，为了弥补自己日语听力的不足，我尝试着把加藤祐三先生《英国和亚洲——近代史的素描》（1980年，岩波书店）翻译成为中文。记得我把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中文稿送给先生后，先生说了一大段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但从先生的面容上看，是在夸奖我。后来，先生写下“文采”两个字，我才知道先生是在夸奖译文的文采不错。
那以后，加藤祐三先生与我多次交谈，得知我有把先生的著作翻译成为中文在中国出版的心愿，先生就说：“那你就安心进行翻译吧。你住在东京，到横滨市立大学来上课，不但路程比较远，每次往返将近2000日元的交通费也比较贵的。你是一个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我知道你很不容易的。以后，你不要到学校上课了。我们每个月在东京神保町附近的学士会馆见面，你把新翻译好的中文译稿带来，我们一起校对吧。”从那以后，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翻译先生的学术著作。
今天，我在这里絮絮叨叨地讲述这些往事，是想告诉读者：当年，如果没有加藤祐三先生慧眼与宽容，我或许就与日本的大学无缘了；当年，如果没有加藤祐三先生的鼓励与肯定，我或许不会继续从事书籍翻译的工作；当年，如果没有加藤祐三先生的因材施教，我或许不会翻译出来四本学术著作。当年，如果没有加藤祐三先生的鼎力推荐，我也不可能到日本著名的“旧帝国系”的九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正因为这样，我一生都会把加藤祐三先生奉为“恩师”的。
谈到当代中国留学现象的时候，有人常说“留美亲美，留日反日”。其实，“留日反日”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指出，近现代的留日中国学生许多都是“归国后转向排日”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接触过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反日”，但谈到自己的指导教授时，几乎没有人表示不满，更多的是泛起一种温馨情怀，流露一种感谢之情。这情不自禁地让人想起当年鲁迅所写的《藤野先生》。今天仍然可以这样讲，日本大学的教授们，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负笈东瀛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留学生。
三、选择翻译《东亚近代史》的动因
加藤祐三先生著述颇丰，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当年，我之所以选择了先生的四本著作进行翻译，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亚洲》，我把它看作是一部世界史范畴的史学著作；《东亚近代史》，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地域史范畴的史学著作；《日本开国小史》，我把它看作是一部日本史范畴的史学著作；《横滨今昔》，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城市史范畴的史学著作。后来，在我的建议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四本书冠以“加藤祐三史学著作选”系列出版。
今天，中国人谈到东亚地域以及东亚地域史，已经没有什么生疏感了。各大报纸、各家电视台，动不动就把“东亚问题”拿出来讨论一番。但是，1991年我从事这本著作翻译的时候，中国国内不要说对东亚地域史，就是对邻国日本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是不多的。顺带说一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对东亚的研究也有很多不足。比如，我不久前看到郑彭年先生《东亚开放史——日中现代化的源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一书，把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视为整个“东亚开放史”了，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话说回起，那时中国实行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十多年，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中日两国经济是“两个世界”，或者叫“两重天”。那时，自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国家只允许一次性兑换8000元日币；现在，自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国家允许每年每次兑换500万元日币。那时，中国人头脑中还没有赶超日本的想法，只是想着如何学习日本、如何缩小与日本的差距。那时，中韩两国还没有建交，韩国依然被称为“南朝鲜”，冷战时期形成的“日美韩”同盟还被人们视为一个板块，而中国与朝鲜“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还在发挥着效力，冷战初期形成的“中苏朝”同盟虽然早已崩溃，但人们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也可以这样说，东亚地域在战后曾经被美苏两大阵营主导，人们通常不会从东亚地域史、地缘学的角度考虑国际关系的问题。
到日本留学后，我发现日本媒体对韩国、朝鲜的报道远远多于中国媒体，这使我开始关注朝鲜半岛的变化。进入横滨市立大学后，在阅读加藤祐三先生《东亚近代史》的时候，我发现先生把东亚中日朝三国近代史放在整个世界近代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使其跳跃出地域境地。最初，读者会以为这是以东亚为主要“舞台”描绘世界史，读后会感受到一种东西方时代的落差。我还发现，先生把中日朝三国近代开国的历史进行横向比较，指出选择不同路径带来的不同结果——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进入帝国主义俱乐部，朝鲜成为殖民国家。在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势力时，东亚的中日朝三国本来应该是一根藤上的三颗苦瓜，本来应该是同病相怜，本来应该是携手反抗外来侵略，结果却不是这样的——东亚地域内部有了一场又一场的侵略、反抗、革命、战争！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应该是极有意义的。
如今，中国人谈到东亚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感慨朝鲜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中日几次战事常常与朝鲜问题相连。但是，朝鲜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地域争端的“导火索”，人们并没有去深究。我想，读者如果认真阅读此书，会看到一些答案的。
值得提及的是，谈及东亚近代史上、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中朝关系时，许多中国学者反复指出当时的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加藤祐三先生则在《东亚近代史》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初，外国商社几乎垄断了朝鲜的对外贸易。当时，外国商社有184个，其中日本商社占了164个。在朝鲜各个港口出入的船舶有39万吨位，其中日本船舶占了32吨位。”显然，日本在外贸方面已经控制了朝鲜。也就是说，当人们还沉浸在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的时候，日本已经在扎实地下手了。而我们后来的学者实在缺乏者种种细致、深入的研究。重名轻实，后患无穷！
此外，日本在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让中国人至今难以忘怀。但是，这些战争固然有日本国内的因素，更有重要的国际因素。在日本，伴随着近代开国，就对来自北方俄罗斯可能的南下感到不安，执掌军权者认为惟有在朝鲜和中国大陆站住地盘，日本才能够有战略纵深，才能够有效抵御俄罗斯。但是，中国人很少了解“俄国元素”在日本近代史对外战争中所起的一种孵化作用。对此，加藤祐三先生在这部书中有所论述，值得我们了解。
我还想说的是，1991年5月，加藤祐三先生为《东亚近代史》中文版撰写序言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
“战争结束40多年后，人们常常谈论的是经济繁荣和人的问题，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的声音非常突出。对于我来说，倒常常是担心经济繁荣过剩会进一步破坏大自然，担心地球环境难以维持的危机感日趋强烈。”说实话，我当时对这段话并没有读懂，甚至产生了疑问：“一位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呢？”多少年后的今天，在北京感受严重雾霾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加藤祐三先生的忧虑在中国已经部分地转变成为现实。当年，有多少中国读者会在意加藤祐三先生在中文版《东亚近代史》中的这种忧虑呢？
顺便要说的，在我东京家中的书架上，有一本中文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2年9月第一版，1973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这本书，当年是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定价为0.70元人民币，从出版时间上，显然是为了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让中国高层人士增加对日本社会、对田中角荣的了解。还有，这本书是田中角荣在1972年6月写出来的。两个多月后就能够在中国出版，不能说资讯不快，不能说速度不快。
但是，田中角荣在这部书里面详细写到的日本社会环境污染问题却不曾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注意。田中角荣在书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情况，无论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也好，地方的中小城市也好，尽管残废的程度互不相同，但他们一律都是‘身体残废者’。由于大城市集中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机构，从而患了人口庞大的‘肥胖症’。加上交通堵塞的‘动脉硬化’，由于工厂排出的煤烟、汽车喷出的废气。大城市就又患了‘哮喘病’。”他还写到“超过安全许可量的东京大气污染”。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中国深切汲取日本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教训，及早预防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今天将会有多少绿水青山！问题是，当我们的GDP远远地日本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汲取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训；当我们的GDP超过日本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能够认真汲取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训。今天，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加藤祐三先生《东亚近代史》一书中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事件视为“东亚近代历史的终点，也可以说是东亚现代史的开篇。”他还明确指出：“我认为构成中国解放主体的、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加藤先生曾讲自己执笔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来把握东亚总体的”，但对新中国成立这桩历史事件所处历史位置的判断，令人折服。
四、东亚将成为“亚洲纪元”新起点
常常有人把1989年确定为“冷战”结束的元年。但是，在我看来，“冷战”在东亚并未结束。从领土问题来看，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日韩两国之间存在着竹岛主权争端问题，日俄两国之间存在着北方四岛争端问题。这些，都是二战结束时给东亚留下的负遗产。从国家形态来看，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台湾问题”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朝鲜和韩国还被许多国家称为“北韩”和“南韩”、或者是“北朝鲜”和“南朝鲜”，高丽民族的统一也是一种愿景。日本南端冲绳驻扎着美军，北端也仍然未能如愿地从俄罗斯收回“北方四岛”，存在着统一的缺失。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东亚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从社会体制上看，中国与朝鲜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日本与韩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实际上他们各有不同，并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相同而成为盟友。2015年度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将日本与韩国是价值观相同国家的论述干脆取消，不禁令人哑笑。从历史认识问题上看，日本仍然没有能够获得中国、韩国、朝鲜的谅解，东亚的民族和解在近期内看不出光明。在战后70周年的2015年，可以预料到的安倍首相8•15讲话，也无助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从军事上看，中日两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进入军备竞赛的状态，朝鲜不肯放弃核武器，韩国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隔空呐喊，谁也不让谁！
近代史上兵戎相见、血流成河的东亚，会不会重新燃起一场战争？战前经历了华夷时代、殖民时代、战后经历了“冷战”时代持续至今的东亚，能否开辟出一条新的时代发展路径？
不可否认，很多人持悲观的看法。比如，中国学者朱峰在《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指出，“东亚作为世界大国集中的地区，缺乏区域合作制度，缺乏大国间的相互信任与认同，缺乏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体’建设；能够引起大国对抗的理论性命题，从‘大国崛起’到‘权力转移’，从领土纷争到历史问题，从民族主义的炽烈到国内制度的转型，从资源竞争到海上安全，从多元文化与历史背景到民族个性的差异，东亚几乎占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可能引起大国对抗的所有因素。”韩国国会议员、前产业资源部长官在《东亚的合作及共生关系》一文中也指出：“东亚合作面临困难。我们的困难是：缺乏东亚一体化的共同认识、共同眼光以及共同的目标。”
美国学者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在《日本以外——东亚地域主义的动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指出：“东亚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就像一根线，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线正被编织到一起，织就一幅新的区域性的画卷。”是的，最近我注意到这样几件事情。第一，2014年11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前来参加APEC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破了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后中日峰会不再举行的僵局。201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雅加达会见了前来参加纪念万隆会议20周年活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去年相见只谈15分钟不同，这次见面谈了30分钟。中日关系自此不仅保持了“斗而不破”，还走上了一条改善之路。第二，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权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当时，因为鸠山由纪夫得罪了美国，这个设想未及细化便黯然下台。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在提出有望在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至少，东亚两个大国开始有了“共同体”认识。第三，不久前，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成立，创始国达到57个。日本虽然追随美国没有参加，持保留的态度，但日本副首相兼财经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表示，“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搞竞争，可以在多方面保持合作”。第四，2015年5月初，韩国总统朴瑾惠表示，韩国对于过去历史问题，必须坚持立场、追根究底，至于韩美同盟和韩日关系等外交问题，则应从不同的目标和方向促进。日本媒体将这个讲话称为“暖风”。第五，日本对朝鲜则采取软硬两手，朝鲜也回应日本软硬两手，软的是答应协助解决当年绑架日本人质问题，硬的是不时地弄几个这个“弹”那个“弹”放一放，但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东亚局势整体走向缓和，一个共识正在形成：东亚和则多利，斗则多伤。
展望历史，东亚有过不幸的历史，几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让人们知道和平的宝贵。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东亚曾经拥有过相同的汉字圈、儒教圈、佛教圈，这可以被称为“东亚文化圈”。尽管日本学者小此木正夫在《东亚地域秩序与共同体构想》（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9年）认为“仅以东亚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有困难”，但我相信这种文化的共感是未来共振的坚实基础。相比之下，我赞成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的见解：“古代中朝日在七世纪就建立了规模较小的三国东亚共同体。这种历史、文化和人种上的接近，也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放眼未来，东亚共同的经济利益以及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形成，将把东亚地域汇聚的更加紧密，形成真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历史上出现过“欧洲世纪”，也一定会出现“亚洲世纪”，而“亚洲世纪”的起点就在东亚的和谐与合作。
最后，我还是要表示对加藤祐三先生的感谢。可以这样说，翻译《东亚近代史》成为我作为媒体人关注东亚问题的出发点。
同时，我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总编辑许剑秋和责任编辑袁圆。前者慧眼识书，让23年前的译著得以再版；后者用心编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此外，我还要感谢《日本新华侨报》社长吴晓乐。重版此书的许多具体联系工作都是她承担的。如果没有这种付出，此书大概不会重新问世的。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蒋丰
2015年5月黄金周于东京池袋新居
2015-06-02 0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