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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破墓疏考
Monday, November 16, 2015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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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2013年的春夏之交，当一条消息： 《苏东坡墓在安徽霍山？》，在网上发出后，立即引来河南郏县的反响，很快，他们来人到霍山查看。因为，他们有三苏陵，现在又来了个霍山的东坡墓，他们岂会甘心？
首先，我们表示理解。因为确实有文献记载，苏轼和弟弟苏辙在世时，说死后将要到哪里哪里安葬的事。应该说，文献推理没有错。可事实是没有商量的：
一、河南郏县的三苏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在时序上，就是第一个问号。
二、郏县的三苏研究会，连一个姓苏的人都没有，就更拿不出《苏氏宗谱》的佐证了。
三、有趣的是：当他们来霍山考察回去后，当即就写了在霍山的考察文章，否定在霍山的东坡墓，文章题目是《苏轼葬郏已定论，霍山岂会有真冢》的文章。文章洋洋洒洒否定东坡遗骸在霍山。有意思的是，事隔一年多后，2015年元月，农历2014年腊月二十几、大家都在忙过年时，那位郏县三苏研究会的会长乔建功给霍山档案局局长苏昌清寄来这样一份、题为《穿越历史烟云，寻觅二苏真坟茔》，副标题曰“二苏墓葬位置变迁探考”的文章。论文注明出处是2012年在四川眉山召开的全国苏辙学术研讨会的提交论文，并收集在《苏辙研究》的一本书上。可见，他们是经过思想斗争，才给霍山寄来的。
由此可见，东坡墓在郏县说法，本就不靠谱。就我个人来说，对苏轼在霍山的遗迹及其墓的认定，也是渐进的。记得2006年，霍山老城改造，县大礼堂被拆，原县文物馆长张书圣说，这大礼堂就是原三苏祠遗址，我听了为之一振，霍山还有三苏祠？接着，与三苏的后人联系上了，才知还有其宗谱上的记载，东坡墓也在霍山。由此，我开始阅读了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和苏轼的许多诗词和文章，还有大宋历史，特别是苏东坡历经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代皇帝传，才对苏轼为什么能魂归当年的故埠镇，就是现在位处我们安徽霍山淠河之北、原古八景之一的双山桃浪之东山坡的苏轼墓。为说清这一重要遗迹，现有《东坡墓疏考》如下：
一、霍山《苏氏宗谱》记载
清道光十九年《苏氏宗谱》中记载：“建中靖国元年，（应该是公元1101年）辛巳，先生六十六岁，度岭北归，正月五日，自南岭还，过南安到处州，过吉州，旦夕到仪真，暂令万一至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常州，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与常州，实七月二十八日是为。
徽宗登极之元年，辛巳，按子由作先生墓志铭云：先生于七月抱病于昆陵，吴越之民哭于路。君子吊于家，计闻于四方，无贤愚皆嗟咨出涕，大学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呜呼。先生文章为百世之师，而义尤为天下大闲，加之好贤乐善，常若不计是。直讣闻之日士民惜者认知之萎朝野嗟以兼职逝，皆出于自然不可强而致也以。次年六月（1102年）葬于庐州府霍山县钓台乡上瑞里。葬处张家湾双山河北苏家岩，甲山庚向，其四界东至山河边为界，西至山脚田埂，南至天河北，至山脚小垧分水牵岗。上植松树三十余株。荣敬祖之意，勒碑石，留名后世，永垂不朽云。清道光七年（1828年）八月上浣之吉四门公立。嘉庆十年，乙丑，族人可捐立七十二钱六十两整入祠，供祀名载重修碑记。”
二、潜台寺苏轼“小赤壁”
关于“小赤壁”三个字，有几种说法，有文记载说是昔有李公廉仿苏东坡手书写下的。有文说是苏轼的船行至潜台，看到这里的风景颇似黄州“大江东去”的那个文赤壁，于是，站在船头挥笔写下的。但是，这两种说法经分析推理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种说法意义不大，如果仿东坡手迹，刻上这三个大字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是这样，也不会被历史传承下来。第二种说东坡行船在船头上手书，也不大可能。可以想象，写字是要笔墨纸砚的。我认为，最可信的是，苏轼被贬黄州时，由东京、那时的开封一定是乘船到黄州，霍山距黄州很近，也是最捷径的必经之路。那时，霍山仅仅是大宋朝廷的一个小集镇，东坡的行船经这里，在故埠镇住宿休整几天是完全可能的。苏东坡这样大的文化巨匠，被镇上官员知道了，让他写几个字是也完全可能的。而且，有史料记载说，东坡在黄州四年多时间，他的好朋友，时任淮南命官的李公择，曾12次去黄州看望苏东坡。再说了，当时被贬的苏轼行动也是比较自由的。仅四年多时间，在任淮南的李公择就12次看望朋友苏轼，可见，决不是一般的关系。由此说明，苏东坡不仅来过当时的故埠镇，而且，还多次来过。
再说故埠镇。据《安徽省直建置沿革志》记载：故埠镇曾经在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废霍山县，置故埠镇，治所在今衡山镇古城畈。可时隔三年，天宝元年（742年）又复升为霍山县。县城址仍在原古城畈。北宋开宝元年（968年），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载：又废霍山县为故埠镇，直属六安县辖。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巡检司于此。直属六安州。据明朝历史记载：直至明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复升霍山县。可见，故埠镇在霍山的历史上存在了521年。加上唐朝的三年，共524年。经考证认为，就是这个故埠镇才成就了后来苏东坡遗骸到霍山安葬。也因为东坡遗骸在这里，所以，霍山又有了三苏祠。关于三苏祠，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就不再赘叙了。
三、东坡对人生及恋乡情结
东坡很年轻时，就把人生看得很透。他22岁时，父子三人第二次离开家乡去汴京途中的一首诗曰：“谁知深山子，甘于糜鹿友。”这首诗比较长，大意是看山里的居民过着贫困的日子，却是自愿自艾，而我一路上急急奔走，不也是人生吗？可不同的是，我竟是为功名，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多么率真？可这时候的苏东坡，其实已经在两三年前就本该是状元的，无奈欧阳修为避嫌，把他有意改为第二名，获进士身份。还有一次，东坡二十四五岁时，和弟弟在郑州分别后，路过河南渑池。五年前，他在这里的一座庙里歇宿，有个老僧接待了他两。今天路过发现这老僧死了，于是，写一首诗，其中四句曰：
“人生到处知相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这么年轻就把人生看到这样透，这在世上，我认为是绝对少见的。苏东坡这个时候可是名官双在啊！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内涵，可以说，在他的诗集里随处可见。
还有，他思念家乡，叶落归根之情，也深刻在他字里行间，如：“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此身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一纸家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白首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诗里一个“拚”字，一个“千行泪”词，已经把苏东坡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刻骨凝心了。
再看一首的其中几句：“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君须扶我，惟酒可忘忧。”“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春分三色，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似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这最后一句“归梦绕松杉”的“松”字。与《苏氏宗谱》记载的东坡墓后上方栽植的三十多棵松树，有没有联系？我看有。因为，东坡墓完工后，谱上特别交待了“三十多棵松树”。可见当时在埋葬东坡遗骸时，深含着筑坟者的情感。我们还从字里行间看到，之所以把东坡墓葬于苏埠镇河畔，还有个原因不得不提醒，因为去峨嵋山，东坡的家乡，故埠镇是必经之路。就像诗中所说：“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四、东坡去世背景
东坡是这样离开人间的：东坡在元佑年间，新皇帝哲宗还不到十岁，高太后（英宗皇后）掌政，苏东坡被重用，为高太后起草诏书，同时启用了一批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人。后来，当高太后驾崩后，哲宗簦位，也许哲宗长期受高太后抑制，或发泄，或政治上不成熟而被蔡京、蔡卞、张惇等小人利用，那些在高太后时期打下去的人重新上台。所以，第一个倒霉的便是苏东坡。故而第二次被贬到广东惠州，因为苏轼名气太大，在惠州与当地官员为老百姓兴修水利等，受到百姓的再次好评和爱戴，张惇听说了后，又一次把苏轼贬到海南的儋州。这是1097年，时隔3年，1100年，24岁的哲宗死了，向太后临时（神宗皇后）掌政（共6个月），于是，下令让被贬到儋州的苏轼等人回朝廷任职，可命运在这里又跟苏轼开了大大的玩笑，当苏轼千里迢迢对回赶，人还在路上，又一个不幸的消息送给了苏轼，1101年正月，向太后驾崩，轻佻放荡的赵佶为新皇帝，从此，蔡京等小人们得势了。应该说徽宗赵佶在艺术上是高手，在政治上则是一塌糊涂，朝廷被蔡京等小人架空了。所以，1101年后，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更严重的摧残，不仅把已经逝世的苏轼所有官衔待遇一扫干净，包括他的诗词文章书法都不准留存，令其烧毁。还制造了以苏东坡为首的309人元佑党人的黑名单。就这还不够，还刻造了元佑党籍碑，要竖在全国各个县的山头上，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另外，还有徽宗皇帝下诏，要这些人永世不得为官，其子女也不得与皇家通婚，已经有的得取消。这时，不仅朝廷内部昏聩不堪，北方的少数民族步步紧逼，北宋江山风雨飘摇，徽宗和后来的钦宗被金人俘虏，1127年、在苏轼去世25年后，北宋消亡。
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苏轼讲过的死后要葬嵩山，与第二位妻子王氏合葬可能吗？而且其弟苏辙也同样被打入到黑名单受迫害。
五、宋朝的交通主要靠水运
苏东坡1101年7月28日去世，第二年葬于霍山苏家岩，是可能的。除了刚才分析的政治背景外，还有路途。苏轼遗骸要是到河南嵩山，比从淮河到淠河上游的故埠镇，谁远谁近，谁方便？当然是到安徽的故埠镇了。这里，他可以“西望峨嵋，常羡归飞鹤”。“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六、历史佐证
在《苏氏宗谱》上，不仅将苏轼的丧葬交待的清清楚楚，还有北宋自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帝的画像，都在苏谱上印制得清楚明白。如果，没有苏东坡这样一位伟人，一般的家谱岂有皇帝的画像？我看过普通百姓家不少的谱，唯《苏氏宗谱》有。
七、有专家考证
2013年春，六安市文物管理局胡局长一行，亲临东坡墓看过。第一眼，墓葬的外形说明是宋墓，第二个是有宋砖为证。宋砖是这样出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就在所在地的村子，一位小名叫黄毛、姓周的小伙子，听说这墓有文物；于是，带上铲子炸药要盗墓，可当他挖到一米深时，不敢再挖了，突然，他害怕起来，盗墓终止了。但是，从墓葬里取出的材料证明，这不是一般人的墓，里面不仅是宋砖，还有桐油糯米浆固成的筑坟材料，墓的质地相当坚固。
八、有人证守墓
据《苏氏宗谱》记载，其墓有千亩土地的坟产。距东坡墓近处的、健在的万德明家守过墓。万德民，今年大概八十有六了，我们一行曾三次见过面，访问过他。老人家原是县宣传部副部长。谈到苏东坡墓，他是这样告诉记者的：他是第五代守墓人。他高祖父是清朝末，大约是一八八九十年代的时段，从本县漫水河深山来到这里落户，因为，全家兴种的土地是苏家坟产，苏家没有收过他们家租子，但每年清明节，苏家后人扫墓，不管来人多少，吃喝都由他家提供。直到高桥湾大桥之前。自从有了大桥，才结束每年清明节提供吃喝的事。
考虑篇幅有限，只能长话短说了。还有一些零星的事，有待以后再说了吧。谢谢。 （苏启高 金昭 2015年10月3日）
西 望 峨 嵋
——写在东坡墓前
在这里——东坡墓前：我的思绪在绵远，我的热血在沸腾，我的心在起伏，亦在凝想：想那大宋赵匡胤时代，为什么把我们安徽霍山县改制为六安县的故埠镇？
也许就是这个故埠镇太小，所以，把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位伟大的文化巨人之魂——苏东坡隐藏在这里。如果真是这个渊源，我感谢你——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我翻开历史，原来，故埠镇自开宝4年（968年）——到明弘治2年（1489年），故埠镇，在霍山县历史的长河中，就存在了长达521年。
五百二十一年啊，中国历史经历了北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共七个朝代。可见历史变化之大，之长、之曲。可故埠镇没有变，今天的霍山没有变，东坡先生，你安息的地点没有变。在青山绿水间，在双山桃浪旁，在故埠帆联的大河边，在潜台赤壁的对面，你，静静地、酣酣地、恬恬地安息到如今。没有人去打扰你，更没有人来加害你；因为，除了您的子孙，没有人知道您在这；所以，你才睡得这么安宁。
我，您最忠实的读者，也是您最铁的粉丝，才真的走近您，理解您，读懂您。原来，你爱故乡、思故乡，望故乡都写在文章里、诗集里，骨子里。我从您那一字一句，那一篇一章，那一点一滴的深情里感到：您没有能最后回故乡看一眼，也没有能最后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只得在这里安睡——西望峨嵋。不是吗？
这里，安徽西端，河水由西南流来，安葬您的山坡不高，可您的墓碑面向西南，在安葬您的时候，还记录栽有松树三十余棵。
这都是因缘您：“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
“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
“一封家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白首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
“春分三色，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山。”
思家乡，爱家乡的人比比皆是，可有谁能有如此高超的手法，写出这样凝心刻骨，刻骨凝心的诗句啊！我，每每读到这，心在颤，人在寒，情在激。我，也感谢这里的山水，才养育了一个故埠镇。是故埠镇的美景，故埠镇的文化，故埠镇的水把您留下来了。
在故埠镇滨淠河之南，濳台赤壁上，汉初就建有寺庙，曰之濳台寺，在寺的一旁是一孤傲矗立的石壁，人称“濳台”。这寺庙，这濳台却在“山山围水水围山，赤壁天然宛在间”中。身旁，平阔的水面上，是帆船来往，船泊林立，于是，故埠帆联的美景匹之。也在这里的不远处，还有两座独独的，相距咫尺的小孤山。两山相望，山上植有桃树，每到春天，桃花随水漂落，又有双山桃浪之美配之。有这样的美景，您，岂能不却步？
还有，您去黄州，这里又是您必经之路。还有你留下的手书“小赤壁”。由此种种，你在这里安息，就不奇怪了。今天，我在您的墓前，再朗诵一遍：“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 金昭于2015年11月12日
[延伸阅读]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与其父苏洵的大器晚成相比，苏轼属于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入京就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当时，比他年长30岁的欧阳修就对他作出了如下断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事实正如欧阳修所预言的那样，苏轼确实是古今文人中声誉最隆的一个艺术天才。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是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论书法他是“宋四家”之一。真个算得上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了。
然而，和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比较起来，苏轼在仕途上就显得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事实上，苏轼的出仕之路只能算是一条屡遭贬谪之路。这官，苏轼当得太不痛快了。
二十一岁，苏轼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是不得了的。但问题是要那样，苏轼就不再是苏轼了，而应该是一个当官当得非常不错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人。
首先是反对变法。要说苏轼与王安石同为文人，应该是很容易走到一起的。王安石变法的本意也是想富国强兵。可是文人办事总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有些问题欠考虑，变法太急，就产生了一些弊端，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时苏轼站出来了，反对新法。于是就遭到多次贬谪。两次被贬杭州，他也不以为意，而是认真地做起了小官，领人在西湖筑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从杭州他又到过密州、徐州、湖州。就在湖州，苏堤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原来，一些反对苏轼的人在他的诗文里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句子对其设计陷害。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于是告诉为他送饭的弟弟说，平时不要送鱼，若听说我要被判处死罪再送鱼。有一次，他弟弟病了，托人送饭，那人不知情，送了鱼，害得他虚惊了一场。后来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哪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出狱。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表面上，虽然是个小官，实际上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的散文代表作前后《赤璧赋》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写成的，“必深藏之不出也”，一般人是难以见到的。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变法受挫，变法动向发生逆转，一些投机新法的分子，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成了官僚们政治倾轧的牺牲品。元丰二年四月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突然遭到逮捕，罪证是苏轼的一束诗文。原来在苏轼的诗文中的曾流露过一些牢骚，表示过对新法的不同意见，也针砭新法的流弊，其目的无非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这些就成了遭受弹劾的把柄。那些奸佞的小人诬蔑他“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把他投入大狱。一时亲友惊散，家人震恐。苏轼在狱中遭受诟辱折磨，有时感到难免一死，曾写两首诗与弟弟诀别，有“是处青山可埋骨，当时的宋神宗也不想杀他，这年年底，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被贬谪到黄州。
元封三年正月到黄州，苏轼一住就是五年，在这里他生计困难，在友人的帮助下，开了几十亩荒地，掘井筑屋，躬耕其中，号“东坡居士”。苏轼在黄州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受到这样残酷的打击感到愤懑、痛苦；另一方面，时时想从老庄佛学求得解脱。同时，在他躬耕农事与田父野老的交往中，感到了温暖，增强了信心，他一方面再现了旷达自适的性格，一方面也使他的思想更接近现实。他的前后赤壁赋反映了这时的思想情感。
后来，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掌权，苏轼被召回朝廷。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内容，这时，苏轼又站出来了，认为变法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参考的。结果是，他又被下放。七年后，太后死，哲宗亲政。宰相是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敦，于是，又打击司马光那一派的人。苏轼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因是又被当作了打击的对象，被贬到惠州。因为看到苏轼字子瞻，紧接着又被贬到了儋州（现海南）。一直到六十六岁才遇到大赦天下才被调回。但是还没有走到朝廷就死在江苏常州。
在死前两个月，北归途中，途经镇江，看到李龙眠为他画的像，即席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被贬的三个主要地方的地名来作为自己平生功业的总结，其中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同时也显得是那么的潇洒、从容、寡淡、旷达、幽默。这就是苏轼，历经艰难而始终不失真率之心，始终向权贵高昂不屈的头颅。我想这可能就是苏轼以及作品千古不朽的原因。在苏轼的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东西。他总是能让人们从个体与时代的局限中跳出来，从而沉入广袤无垠的宇宙和历史大背景之中。从而在真的、善的、美的诗意中痛快地活着。
[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原因]乌台诗案始末介绍
东坡被贬黄州，在黄州许多地方留下脚印，过着田园之乐的生活，但是可知东坡被贬黄州之罪名是多么的可笑吗？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被正式提讯。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苏轼被贬以后的诗词]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①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②。时见幽人独往来③，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④。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⑤。
〔注〕①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于元丰三年 (1080)二月到达，初寓居定慧院，五月迁临皋亭。本词当作于这期间。定慧院： 一作“定惠院”，在黄冈东南。 ②漏断：指夜深。古代用壶滴漏计算时刻。 ③幽人：兼有幽居之人与幽囚之人的意思。此当为苏轼自指。 ④省：觉察、 理解。 ⑤宋黄庭坚《跋东坡乐府》评本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词中表现作者寂寞孤高的心情。或以为隐射刺时之作，如清张惠方言《词选》载：“鲖阳居士云：缺月，刺微明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按这是清常州词派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读词方法的先导。其体会发挥，已超出原作本意了。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①
似花还似非花②，也无人惜从教坠③。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④。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⑤。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⑥。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⑦。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⑧。
〔注〕①元丰三年(1080)在黄州作。章粢，字质夫，作有《水龙吟》（燕忙莺懒花残）。苏轼《与章质夫》云：“《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云，亦告以不示人也。”宋朱弁《曲洧旧闻》：“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词，命其意用事，潇洒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反觉章词有绣织工夫。”张炎《词源·杂论》：“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直是压倒古今。” ②似花句：谓杨花既象花又不象花。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 ③从教：任凭、不管。 ④无情有思：看似无情，却有意思。“思”与柳丝之“丝”同音双关。此化用杜甫《白丝行》“落絮游丝亦有情”句意。 ⑤萦损三句：写柳絮飘飞时引起的闺愁及思妇的娇困情态。 ⑥梦随三句：翻用唐金昌绪《春怨》（黄莺）“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 ⑦萍碎：苏轼原注：“杨花落水淡浮萍，验之信然。”又其《再次韵曾仲锦荔支》诗自注：“飞絮落水中，经宿即为浮萍。”按此为古代传说、诗人想象，不是科学。 ⑧清沈谦《填词杂说》评本词：“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咏物。”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水调歌头⑴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⑵：“琴诗何者为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⑶。公曰：“此诗固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⑷。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括⑸，使就声律，以遗之云⑹。
昵昵儿女语⑺，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儿气⑼，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⑽。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⑾，一落百寻轻⑿。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⒀，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⒁。
〔注〕⑴本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苏轼在黄州《与朱唐叔》第二十书云：“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 ⑵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 ⑶退之：唐文学家韩愈的字。他有《听颖师弹琴》诗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肯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师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⑷章质夫：即章粢。 ⑸＊括：矫揉弯曲竹木，使之平直，或为成形的器具，引申为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词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此指把不入乐的诗改成合于声律的词。 ⑹遗(wèi)：给与。 ⑺昵昵：亲密貌。⑻尔汝：以“尔”“汝”相称，表示关系亲昵。 ⑼一鼓：《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填然：形容鼓声宏大。 ⑽青冥：天空。 ⑾跻攀：攀登。 ⑿寻：八尺。 ⒀烦子二句：烦劳你手指间弹奏出如风雨般的乐声，使我内心产生强烈冲突。冰炭，枚冷和极热的东西，形容感情的反差剧烈。⒁无泪句：是说听者眼泪已流尽，比韩愈诗的“湿衣泪滂滂”更进一层。
西江月①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②。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③，把盏凄然北望。
〔注〕①一本有标题为“黄州中秋”。《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说本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宋杨湜《古今词话》谓其末句“北望”为表现作者“怀君之心”。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则谓词末两句为抒发“兄弟之情”，“疑是在钱塘（杭州）作”。 ②夜来二句：谓秋风落叶引起眉上愁，鬓上霜（白发）。 ③孤光：远照之月光。《文选》沈约《咏源中雁》诗：“单泛逐孤光。”注：“铣曰：孤犹远也。”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⑴
江汉西来⑵，高楼下⑶、蒲萄深碧⑷。犹自带岷峨云浪⑸，锦江春色⑹。君是南山遗爱守⑺，我为剑外思归客⑻。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⑼，君休读。狂处士⑽，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⑾。不独笑书生争底事⑿，曹公黄祖俱飘忽⒀。愿使君还赋谪仙诗⒁，追黄鹤⒂。
〔注〕⑴本词当作于元丰四年(1081)，作者在黄州，朱寿昌，安康叔，时为鄂州（冶所今湖北武汉武昌）知州。使君，汉时对州郡长官之称。 ⑵江汉：长江和汉水。 ⑶高楼：指武昌黄鹤楼。 ⑷蒲萄：同葡萄，喻江水之澄清。李白《襄阳歌》：“遥年历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 ⑸岷峨句：岷山和峨嵋山融化的雪水浪花。 ⑹锦江：在四川成都南，一称濯锦江，相传其水濯锦，特别鲜丽，故称。杜甫《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 ⑺南山：终南山，在陕西，朱寿昌曾任陕州通判，故称。遗爱，指有惠爱之政引起人们怀念。《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闻郑子产卒时“出涕曰：‘古之遗爱也’”⑻剑外：四川剑门山以南。苏轼家乡四川眉山，故自称剑外来客。 ⑼《江表传》：晋虞溥著，其中记述三国时江左吴国时事及人物言行，已佚，《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多引之。 ⑽狂处士：指三中是祢衡。他有才学而行为狂放，曾触犯曹操，曹操多顾忌他才名而未杀。后为江夏太守黄祖所杀。不出仕之士称处士。 ⑾空洲两句：鹦鹉洲，在长江中，后与陆地相连，在今湖北汉阳。黄祖长子黄射在洲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当即作《鹦鹉赋》，故以为洲名。唐崔颢《黄鹤楼》诗：“芳草萋萋鹦鹉洲。”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诗：“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为此词用语所本。 ⑿不：据《全宋词》补。⒀曹公句：权势人物如曹操与黄祖也都已一闪过去。 ⒁谪仙：指李白。⒂追黄鹤：赶上崔颢的《黄鹤楼》诗。相传李白登黄鹤楼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见《唐才子传》）。后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即有意追赶崔诗的。
水龙呤⑴
闾丘大夫孝终公显⑵，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胜绝。元丰五年，余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 觉而异之， 乃作此曲，盖《越调鼓笛慢》。公显时已致仕⑶，在苏州。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⑷，佳人半醉。危柱哀弦⑸，艳歌余响，绕云萦水⑹。念故人老大⑺，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⑻。云梦南州⑼，武昌东岸⑽，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⑾，也参差是⑿。
〔注〕⑴元丰五年(1082)在黄州作。 ⑵闾丘孝终：安公显，曾任黄州知州。 ⑶致仕：退休，把官职退还政府。 ⑷使君：汉时对州郡长官之称，此指闾丘。 ⑸危柱句：指乐声高而有感染力。危，高。柱，乐器上弦柱，可以旋转，将弦绷紧或放松。此指把弦柱拧紧，使发音高昂。 ⑹艳歌两句：谓歌乐余声萦绕云水面而不散。 ⑺故人：老朋友，指闾丘。 ⑻五湖三句：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在来吴之后弃官携带西施从五源离去。五湖，约指太湖区的湖泊。⑼云梦南州：指黄州，在古云梦泽之南。唐杜牧《忆齐安郡》诗：“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 ⑽武昌东岸，也指黄州，武昌，今湖北鄂城，在长江南岸，黄州在长江东、北岸。 ⑾端：真，特地。 ⑿参差：约略。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满庭芳①
蜗角虚名②，蝇头小利③，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④。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⑤。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⑥。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⑦。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注〕①本词当系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时作。 ②蜗角：极言微小。《庄子·则阳》谓在蜗之左角的触氏与右角的蛮氏，两簇常为争地而战。③蝇头：本指小字，此取微小之义。 ④些子：一点儿。 ⑤百年里三句：语
本李白《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⑥能几许三句：意谓计算下来，一生中日子有一半是被忧愁风雨干扰。 ⑦苔茵两句：以青苔为褥席铺展，把白云当帐幕高张。
定风波①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②。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③，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④，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⑤。
〔注〕①元丰五年(1082)在黄州作。 ②沙河：苏轼《书清泉寺》：“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余将买田其间。” ③芒鞋：草鞋。 ④料峭：形容春天的微寒。 ⑤潇洒：指风雨。近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此足微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浣溪沙①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②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③。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④。
〔注〕①元丰五年(1082)三月在黄州作。 ②游蕲水三句：蕲水，县名，在今湖北浠水。苏轼《书清泉寺词》谓自己与庞安时（善医而聋）“同游清泉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水（晋书法家王羲之）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是日剧饮而归。” ③子规：杜鹃鸟，传为古代蜀帝杜宇之魂所化，啼声悲凄，常令羁旅之人引起乡愁。 ④黄鸡：唐白居易《醉歌》：“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此句翻用其意。
苏轼是宋朝最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其作品体裁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尤其是他的词作给北宋带来了极大变革，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词风，开创了豪放、清新、潇洒、抒情兼备新词风，极大地加强了词的艺术表达能力，也极大地扩展了词的创作题材，使词这种文学形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对词的革新、发展和成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对词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任杭州通判时期，这一时期，苏轼写过不少诗词，虽并未形成独立风格，但已初步显露出其文学才华，正所谓“小荷刚露尖尖角”，让人觉得后生可畏。
二是任密州知府徐州太守时期，这时苏轼的诗词创作已渐趋成熟，初步形成了豪放、旷达的词风，并开始有许多佳作问世。尤其以词·水调歌头让人耳熟能祥。苏轼通过这首词，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怀念，词中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极想解脱的复杂心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徐州时间，苏轼的词一个新的特点是开拓了新的题材，在以前的文人中很少有写农村题材的，而苏轼在徐州任上创作的《浣溪沙》则有所突破，其代表作有：词·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词·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些词既描写了初夏乡村生活的逼真画面，也抒发了作者深入农村大自然的经历和感受。作者从农村常见的典型事物入手，生动表现了乡村的真实生活，清新朴实，生动真切，栩栩如生。这是足不出户的文人学士和空头文学家迷思苦想也写不出来的。
三是被贬黄州时期，这一时期是苏轼的词作达到最成熟的黄金时段，无论在数量和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顶峰。题材最广泛，艺术水平最高。文字最优美，词风最豪放、清新、潇洒，抒情最婉约。
有学者统计，苏轼一生共创作词三百四十多首，官居密州、徐州时作词大约四十多首，寓惠州时作词7首，任职儋州时作词2首，而在贬谪黄州期间作词达107首。占他全部词作的1/4还多[1]。在此期间，不仅词作数量多，最具代表的词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除《念奴娇。赤壁怀古》外，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不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等为不朽词作。词·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这一时期的词，被文学家视为苏东坡词作达到高峰的标致[2]。这一时期，苏轼写作的诗，数量也不少，比词的数量还多，多达几百首。[3]。
四是在谪居惠州儋州时期，此期间的苏轼已进入晚年，其诗词也随他的思想变化而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极情绪占了上风。感叹“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寓居合江楼》）“誓将闲送老，不著量行书”（《无题》），“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由于思想变化和进入晚年，不能深入了解社会，缺少生活源泉，只是“闭门思过”反省自己，在词的写作上已经没有大的进展。因此有创作上再无新的突破。
苏轼黄州词作呈现高峰的主要原因：苏轼能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古今少有的文学巨匠，有许多因素，如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刻苦的学习精神，丰富的文学知识和诗词功底，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善于总结过去和自省的个人品质及超人的文学天赋等等。这当然是言之有理的说法。但可能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历史上像苏轼一样受过严格的应试教育，经过乡试、省试、殿试层层考试，获得秀才、举人、进士“学历”的人成千上万（如仅宋朝三百年中考中进士的就有将近四万人，相当于“考博”的“制举考试”合格的文人学士也为数不少，据说也有四十人左右）[4]。
这些文人学士都有“十年寒窗”苦读“万卷书”的经历，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能写词藻华丽的官场文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以他们的资历和才华，大都成为了七品 “芝麻官”以上的地方官或朝庭高官，并能步步高升，有的甚至能成为总理级（宰相）、部长级（尚书）之类的高官，但他们之中能成为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巨匠则屈指可数。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尤其是苏轼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其词的艺术成就为什么能达到高峰，能写出像《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人们要问，为什么在苏轼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其词作是在贬谪黄州的几年中达到艺术高峰而不是在其他时间呢？有学者指出，这是由于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心存余悸，不敢轻易写诗，转而作词的结果。并举出了一些佐证。证据之一就是苏轼自述在贬谪黄州期间，对诗和词的态度有着强烈的反差，在其尺牍中说到诗时总是强调“不复作”“不敢作”，几乎是谈诗色变，心情沉重，不管何人，一律拒绝赠、寄、和诗。而谈到词，则轻松自如，不待别人索取便主动创作，唱和、寄赠——等等。并说苏轼对于词作不像对待诗歌那样心存防备。[5]
因此有学者认为，连苏轼本人都“供认”自己在“乌台诗案”后，再也“不复作”“不敢作”，不敢轻易作诗而只敢作词的“事实”。苏轼“乌台诗案”后遭贬黄州，理所当然应该是其词作在此期间呈现高峰的主要原因了。
但这种分析“证据”不足。因为即使是“乌台诗案”后，苏轼实际上并没有“不复作”和“不敢作”诗。谈诗时既不“色变”，写诗时“心情”也不见得“沉重”。诗照样写，照样送，照样赠诗。
这可以列出许多例证：
1、“乌台诗案”苏轼坐牢后，以为自己可能要“命归黄泉”，就给自己的弟弟苏辙写了一首“绝命诗”相送，诗云：是处青山可埋谷，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说明苏轼所谓的“不复作”“不敢作” 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白，至少是言行不一，并不代表苏轼的真实思想。
2、苏轼这位大诗人显然有“诗瘾”，想“戒诗”都戒不掉，在牢房里关了一百多天，写完“绝命诗”不久，被神宗皇帝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当晚，又“诗瘾”发作，题字称：“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诗二首”，其中一首云：却对酒杯疑似梦，试粘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这首诗的第二句是说自己一粘上诗，就有“下笔已如神”感觉，有一种很得意的心态。因此关于“谈诗色变”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苏轼被贬黄州后，也照样写诗不误，《东坡八首》就是在黄州创作的，苏轼自称：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畆使得躬耕其中 余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 而岁又大旱 垦辟之劳 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懃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东坡八首》是：略
3、苏轼被贬黄州时，其侍妾王朝云生下儿子苏遁，不到一年就死了，苏轼非常悲伤，赋诗二首：“幼子真吾儿，眉角生自似”，突然失去爱子，当然是—“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这样的诗，只有伤感之情，却无恐惧之心。在黄州期间，苏轼带领全家郊游，诗兴大发，也作诗一首：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苏。这说明苏轼不管在高兴时，还是在悲伤时，其诗兴都不低，“复作”起来也毫无害怕之意。苏轼的朋友在为四十七岁的苏轼举办生日宴会时，苏轼还即席为好友李委赋诗一首相送：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到汝州任团练副使，途经九江，游览体验久仰的庐山美景后，又诗兴大发，吟诗三首：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自昔怀清赏，神游杳蔼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更有意思的是，苏轼在游庐山西林寺时，竟在西林寺壁上题诗一首，这就是著名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上述这些诗都是苏轼被贬黄州后写的。因此说苏轼被贬黄州后，“不管何人，一律拒绝寄诗、和诗”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缺少说服力。而且这些赠送给朋友、亲人的诗也看不出有半点恐惧之感。而是用诗生动真实地反映自己对农村的艰苦生活、抒发自己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朋友悲欢离合的情感和“游山玩水”的生活体验。
4、苏轼在黄州期间，亲自按西蜀道士杨世昌的秘方酿造蜜酒，也要作《蜜酒歌》，以过“诗瘾”。生动地描述了其酿酒流程和酿酒过程中粮食每天的“化学变化”现象。其中更有“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的诗句。可见，这时的苏轼是多么悠悠自得，对于写诗没有半点恐惧心理。
因此，说“乌台诗案”使苏轼惧怕写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乌台诗案”真正令苏轼恐惧的，是他认识到“乌台诗案”是反映北宋王朝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改革派之间激烈斗争的一起政治案件，并非是以文化学术形式为争论焦点的“诗词”案，因此，作为支持司马光反对派的重要成员，苏轼自然成为改革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至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对于苏轼来说，即使一首诗都不作，只要他反对改革，改革派肯定会找到其他各种理由整治他，让他不死也要脱层皮。苏轼认识到，自己在“乌台诗案”中并不是因为写诗获罪，而是用诗这种他精通的文学形式反对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而获罪，他肯定会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才是他最恐惧的原因。也是他在被贬谪后从来没有放弃过用诗这种文学形式搞创作、且诗的数量仍然多于词的数量的真正原因。
由于“乌台诗案”是一起政治案件，对被贬黄州的苏轼转向多作词，起了一种催化剂或“药引子”的作用（使词作呈现高峰）倒是事实。但对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高峰的主要原因或深层次的原因，则应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来分析，也应该以诗词形式的发展规律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原则，可以认为，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词作呈现高峰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神宗皇帝借“乌台诗案”将苏轼贬谪到黄州后，客观上为苏轼提供了一个较长时期接触底层社会和民众，能深入了解民众生活疾苦和接触大自然的难得条件，从而有机会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为苏轼的诗词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或矿藏。但是，如果苏轼因“乌台诗案”后，一直不思进取，情绪消极，只是关起门来“闭门思过”，不接触社会民众和大自然，生活空虚，无病呻吟，肯定不会有什么作为。更写不出什么传世之诗词。所幸苏轼是一个不甘寂寞，有远大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有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学艺术家。因此苏轼才能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并开始接触社会和民众。这是苏轼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在黄州创作出大量极高艺术水平的词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史料记载，苏轼初到黄州时，情绪低落，或者在佛殿静坐，欲皈依佛门，寻求解脱；或者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或者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特别是刚到黄州时，间或一两日就到安国寺的佛殿上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以求做到物我两忘，身心两空。自云：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在不可胜悔者。
还有资料说，苏轼从消极思想中解放出来后，精神为之一变，他广交朋友，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僧道平民，都与他们接触交谈。因此尽管此时苏轼仍为罪臣，处境艰难，但多数友人都理解他关心他。僧道佛印辩才等书信不绝。甚至还有友人远道专来访问，物质上接济他。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遇到困难时，远近乡邻都来帮忙。因此苏轼作诗说：“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身无钱”。
苏轼还自己动手开垦荒地，成为一个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的农民，亲自体验乡村农民的劳苦，有了这些体验，他才能在劳动之余地，写下了《东坡八首》诗作。可见苏轼并不惧怕写诗。苏轼能和农民和当地的各类朋友打成一片，从此融入了社会各界人物的生活和广博的大自然之中，他除了下地干活，还参加家务劳动，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还写出了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蜜酒之类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生活体验，想来，他不会创作出这类题材的诗词。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是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是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所说的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苏轼在黄州被贬期间能够创作出大量高水平的词，成为历史上有出息的文学巨匠，我想和苏轼在黄州四年多的生活经历有着内在联系。试想，如果苏轼没有贬谪到黄州，不深入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不接触大自然，他就没有机会到赤壁去体验生活，如果他不三游赤壁古迹，也就不可能对赤壁的雄伟景观有那么深刻的体验，也就不可能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如果苏轼没有游庐山的经历，他就不可能写出《题西林壁》这样有深刻哲理的传世名句。
二、诗歌故有的局限性束缚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才有词这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并由苏轼将它推进到高峰。
据研究者的统计，苏轼一生共创作了二千七百多首诗，而词只有三百多首，可是，苏轼的诗却没有他的词有声望。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诗词发展的大背景下和诗词的特点来分析。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在唐代已经发展到顶峰，苏轼虽然才华横溢，但其诗作要突破李白、杜甫、白居易更上一层楼，则很有难度，而北宋（公元960—1129年）中期正是词这种文学形式大发展和趋于成熟期，处于壮年时期的苏轼（40多岁）为了在词的创作上有所突破，顺应潮流，以其在被贬时期获得丰富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借助词这种灵活多变、适应性强的文学形式，创作出了大量的高水平的传世之作。从而使宋词和唐诗在文学史上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这应该是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高峰的又一深层原因。
其实，不管是作诗还是作词，只是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对生活的“有感而发”，既言志又言情。一个题材是用诗来表达还是用词来表达更合适，只能根据诗词作者本人对内容的体验来选择。有句俗语说，什么鞋穿得最合适，只有脚知道。用什么文学形式才能最淋漓尽致的表达作者当时当地的情感和体验，只有作者本人最有发言权。以苏轼的词《赤壁怀古》和他的诗《题西林壁》为例，同是“游山玩水”的题材，可为什么苏轼要用词的形式来表达游赤壁的感受，而游庐山西林寺时却要用诗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呢？
什么题材和内容的作品用什么文学形式表达最合适，是有一定规律的，而文学形式和内容要作到最佳配合，也是要有文学功底的。比如马季的《五官争功》相声段子，用五人的群体相声形式表演，才能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叫好。而赵本山的《不差钱》《卖拐》如果用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恐怕很难达到令人捧腹的艺术效果。也很难获得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的一等奖。
苏轼三游赤壁时，要表达的感受是残酷的战争场面（强虏灰飞烟灭）、历史事件（汉吴蜀三国既联合又斗争）、历史人物（周瑜诸葛亮和小乔等等）、壮丽山河（乱石崩云惊涛拍浪）等多种内容。而游庐山时他感受最深的是认识事物要从整体出发纵观全局不能只看局部的哲理，内容比较单纯。如果倒过来，用诗表达《赤壁怀古》，用词在西林寺壁上题字。其艺术效果可想而知。
人们还可能问，为什么苏轼三游赤壁后，写了两次《赤壁赋》后，还要用词来写《赤壁怀古》，而不是用诗来表达《赤壁怀古》呢？这只能由苏轼自己来回答最为准确，因为别人的分析总会加上主观臆断和猜测。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探一下，看看用词和诗这两种文学形式哪一种更能表达苏轼当时当地的思想，更能表达赤壁的自然景观和磅礴气势以及作者的复杂情怀。
比如，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原文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吟读起来是何等富有美感！是何等的气势磅礴！其中蕴藏着多么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但如果试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这同一内容，又会出现什么艺术效果呢？
试看七言诗：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吴淞口
激浪淘尽古英雄
故垒西边临赤壁
乱石穿云入苍穹
惊涛骇浪拍两岸
千堆雪起卷层层
江山如画出人杰
小乔初嫁周公瑾
诸葛搭台借东风
火烧樯橹飞烟尘
多情笑我生华发
感慨人生如作梦
一樽美酒敬英灵
这是诗吗？当然是，但是律诗吗？恐怕不是，因为它不是八句，而是13句。吟咏起来也无什么美感。如果将它压缩成八句，想表达历史人物、雄伟景观，复杂情感等众多内涵就更加困难了。其实，这首诗词根本没有涉及任何政治内容，写成诗也决不可能构成“诗祸”，可为什么苏轼不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用词来表达呢？苏轼肯定有其自己的选择原因。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不复作”，“不敢作”这种原因。这只能认为，是苏轼自己觉得只有词这种能包容众多内容的文学形式才能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他当时当地的多种复杂情感和体验。
无疑，中国的古诗朗读起来是非常优美雅致的，但要用诗来表达赤壁那种磅礴气势及悲苍的怀古情思及人物的内心情感，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律诗的写作对格律的要求和句子的字数的规定就非常严格，每首八句，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句要押韵，三四两句、五六句还要对偶，字的平仄也有定规。律诗大多是每句七言或五言，多一个少一个字都不行，加上对音律的要求。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由于古诗框框太多，束缚人们思想感情的表达和抒发，因此从唐代以后，就出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词的出现，到宋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因为，词这种文学形式，非常灵活，对格式和字数的要求比诗宽松得多，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甚至七、八、九个字一句，都可以。这就像作曲一样，用1234567可以谱写出各种旋律的乐曲。根据不同内容和题材的表达要求，中国的词牌，已经发展到成百上千种。就是这个道理。
据初步统计，苏轼至少使用过包括念奴娇；采桑子；定风波；洞仙歌；贺新郎；浣溪沙；江城子；临江子；满江红；南乡子；水调歌头；水龙吟；望江南；西江月；行香子等在内的三十多个词牌，这就非常便于他表达各种题材的思想和情感。有些题材，用词来表达，就比较容易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而用诗来表达，就显得沉闷。读起来觉得很没有气势。
苏轼曾为三位去世的妻子写过怀念的诗词，给第一任妻子王弗写的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给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写的是《减字木兰花》（不是秋光，只有离人照断肠）。给侍妾王朝云写的是《朝云诗》，怀念的内容不同，使用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为什么苏轼会用不同的词牌和诗表达他对三位最亲近的女人的怀念之情，只有苏轼自己来最清楚，但用“怕写诗”和“敢写词”的理由是说不清楚的。
三、苏轼有黄州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深入体验社会和民众生活。也有充足的时间写作诗词。
诗词写作是需要时间的，而苏轼在黄州时，有充足的时间体验生活，也有富裕的时间搞创作。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职务是团练副使，没有签字权和行政权，是一个空头官职，其实上是“无官一身轻”，苏轼自称，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著述，当然也有充足的时间体验生活和“生产”诗词等文学产品，并使词作的艺术水平获得大突破。
无数事实证明，如果文学家没有时间深入底层社会去了解生活，不行“万里路”，只读“万卷书”，而是高居庙堂，闭门造车，写出的任何文学作品，必定是苍白无味的。因此，对于官场中的苏轼而言，因“乌台诗案”遭到贬谪，的确是一次灾难，但对于文学家的苏轼而言，贬谪到黄州无疑是“因祸得福”。因为这能“迫使”苏轼有机会融入社会底层，获得丰富的生活素材，利用充裕的时间写诗作词。获得质量和数量的双丰收。
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是文学家的创作源泉和艺术生命。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普遍规律。屈原被放到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在流死亡中和山民们一起劳动，过着艰苦的生活，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从而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如《离骚》《天问》《九章》。李白遭贬后，行万里路，“游山玩水”，才能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传世名句。杜甫周游四海才能写出《兵车行》等大量的不朽诗篇。
毛主席说过，文学创作的素材都来源于生活，而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则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现代的许多作家，由于能深入工农兵和广大群众之中，了解他们，体验他们，都写出了为人民大众所称赞的作品。如果魏巍不深入志愿军体验生活，绝对写不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周立波如不参加土地改革，体验生活，也写不出《暴风骤雨》这些传世之作。
但并不是所有被贬谪的文学人都能像苏轼一样能成为文学大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凡是高居庙堂之上，不关心底层劳苦大众疾苦，只热心于“闭门造车”的“翰林学士”，即使被贬谪在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成为大文学家。只有那些愿意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关心民众疾苦和有远大抱负的文学家，才能创作出不朽之作。
结论
苏轼之所以在被贬黄州后，能写出巅峰水平的词作，主要原因是神宗皇帝借“乌台诗案”这一政治案件将苏轼贬谪到黄州后，客观上为苏轼提供了一个较长时期接触底层社会和民众，能深入了解民众生活和疾苦，广泛接触大自然和祖国美好壮丽的山河，体验社会生活的难得机会，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为苏轼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矿藏。这是苏轼被贬黄州后词作呈现高峰的深层原因。
苏轼顺应诗词的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潮流，潜心实践和研究词这种新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也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长期被贬使苏轼“无官一身轻”，不被繁杂的琐事所困扰，有充足的时间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潜心从事创作，也是苏轼诗词创作在黄州大放异彩的重要因素。
2015-11-16 20: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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