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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华夏上古神系》作者朱大可教授
“中国文化是杂交文化，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李白是流氓，苏轼也是流氓”，“那不是矫情，那是艺术”，“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大地”，“你没有思想不要去怪环境，只能怪你自己”，这一句句掷地有声又极富颠覆性的言语，就出自我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谦谦君子。
他，就是入选“影响世界未来的50名华人”之列，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的朱大可教授。其最新推出的集二十余年学术研究之大成的《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被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一项重大收获。
日前，记者在中国北京的五洲酒店，对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进行了专访。
“朱语”让汉语前景多样化
《日本新华侨报》：新中国建国后，大家写评论使用的语体大都被叫做“新华体”，而现在很多人都把您写评论的语体称为“朱语”或“朱体”。这种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在评论当中，特别是在现代文学里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朱大可：“新华体”缺乏个性，谁都可以模仿，因此大大缩小了语言的丰富性，使语言变得平凡、单一起来。而我认为，如果每个作家都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网语、俚语、造语等，汉语的前景才会变得多样化。
《日本新华侨报》：“新华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来源自“毛体”，而“毛体”的基础是中国唐代的“韩柳体”。那么，“朱语”的语言文化基础是什么？
朱大可：首先是中国的古典语言，这是最为重要的。我的古汉语基础不错。其次是现代诗歌，尤其是朦胧诗以后的第三代诗歌对我影响很大。再次是一些优秀的翻译家翻译出来的西方文本，比如加缪的思维方式、博尔赫斯的迷宫式写作，还有卡尔维诺的那种精神分裂式的语体等。
预言“流氓化”时代的到来
《日本新华侨报》：语言的个性其实代表的是思想的个性。在褒贬不一的情况下，您的那句“我只要处在争议的状态中，我自己就是一种满足”，令我非常欣赏。社会上和学界里对您最大的争议点是什么？你在出书前有预料到会引发争议吗？
朱大可：国内对我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我的文体，因为现在很多人用惯了“新华体”，所以觉得“朱语”矫情，明明一句话可以表达，非要使用一些修饰分成三、四句话来说。但是这些人不明白，艺术就是修饰。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模仿我的语体。
我的文集《流氓的盛宴》，也引发了争议，因为我在书里，把李白、屈原都归类为“流氓”的一份子。李白是一个身份非常游离的人，他跟朝廷的关系也很游离，想进入又想出。但是杜甫不一样，杜甫虽然一直在外面，但灵魂的层面是跟国家紧紧贴在一起的，统一得非常好，所以不能算“流氓”。苏东坡我也打算把他描述成“流氓”，他以一种潇洒的姿态游离与国家与民间，游离得非常好，是最高典范，完成了所有知识分子的理想，所以在书里我把他上升到中国“流氓文化”的最高峰。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这本书的观点，因为我预言了一个“流氓化”时代的到来。
亚洲文化是超越一切的
《日本新华侨报》：我个人认为，亚洲圈有三大共性：一是佛教圈；二是儒教圈；三是汉字圈。您的著作《华夏上古神系》上下两册里，也提及了“亚洲精神共同体”这一概念。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朱大可：总结得非常好！跟我的这个东西形成了一个互补。除了“亚洲精神共同体”外，还有“欧洲文化共同体”，或者说还有“全球共同体”。我们今天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智人的后代，这个生物学假说已经被证实了。在这个基础上，当非洲智人走出非洲时，全球共同体就出现了，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全球化。
第二次全球化大约发生在距今7000年到5000年之间，来自西亚和中亚的移民大规模、多批次的向东方迁徙，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亚洲共同体”。这个迁徙的动力是跟西亚的动乱、灾难有关联的，当然也可能跟他们的日神崇拜有关系。
《日本新华侨报》：如今，英语成为了世界上的共通语言，但英语只有大约1500年的历史，比中国的历史要短很多。您认为“亚洲精神共同体”的形成要远远高于“欧洲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吗？
朱大可：“亚洲精神共同体”比“欧洲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早多了，所以亚洲文化是超越一切的。
西亚向东亚的迁徙形成了很重要的两个文明：一是彩陶文明，一是青铜文明。彩陶文明在7000年前左右，青铜文明在5000年到3000年前左右。中国是这两个文明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推动者，甚至可以说青铜文明和彩陶文明都是在中国达到了顶峰。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明，就是“丝绸文明”。它的情况比较特殊，是从中国单一的向外扩散的，一直被保密无法复制。但是这“丝绸文明”并不是之前我们认为的是从汉代开始的，其实商代已经有贸易了，三星堆就发现了很多海贝货币，这个贝币来自印度洋。考古学在云南到东南亚，再到印度的这条路线上发现了很多贝币，形成了贝币链，
被认为是最早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虽然不是全球体系，但是它是最早走到埃及的。据说在埃及还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丝绸碎片，虽然只发现了一片。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丝绸文明”，强调我们文明和文化的出口与传播。但是，任何一种文明与文化的传播都不可能是单向，都是在推广的同时有所收益。当时的中国把丝绸传向海外，同时从西亚和中亚地区输入玉石、青金石和黑曜石，周穆王西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开辟玉石贸易的通道。这是一种双向交流，双向获益。因此，我更愿意把“丝绸文明”称为“丝玉之路”。
《日本新华侨报》：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我陪同国内的几个甲午专题摄制组到日本的横滨开国资料纪念馆。该馆正在举办一个跟蚕丝有关的展览。自1853年横滨开港以后，日本就开始发展养蚕业，扩大丝出口，换取外币收入。您有没有研究过日本的丝绸出口跟中国的丝绸出口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哪一个在西方占据的比例更大？
朱大可：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日本的丝绸出口跟中国的丝绸出口是竞争关系。起初，中国丝绸出口占上风，日本丝绸由于量少，只能作为世界市场的补充。进入19世纪后，欧洲举办了几届万国博览会，令中国的生丝销量大增，但后来就慢慢被日本取代了。因为日本较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管理方法，实行标准化，从采桑、养蚕一直到抽丝都监控管理，所以生丝质量高且稳定。而中国则一直处在小农经济状态，对于丝绸出口没有进行品质上的管理，良萎不齐，自然衰退下来。
倡导“中国文化杂交说”
《日本新华侨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非洲文化是一个落后的文化，一个类似于土著的文化。但您的著作主张亚洲文化基本来自于非洲文化，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震撼。您有没有担心过这会令中国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
朱大可：不会的，因为人类历史就是这么来的。从社会学角度来讲，非洲和华夏，也就是中国，是当时地球上最好的生物避难所。所以西亚人要转移到这个地方，并且跟较早进来的居民发生了冲突，有了夷夏之战、炎黄之战。西夏人带来了耕牛、青铜和刀剑，东夷人会种稻子、养猪，西夏人有彩陶，东夷人有黑陶，两种文化进行争斗，最后游牧民族战胜了农耕民族，但西亚的马、黄牛、犁地技术等也丰富了东亚的农业文明，使得生产力大幅提高。东亚也是有输出的，比如陕西、山西那一代生产的小米、黄米就传到了西亚。
我在《华夏上古神系》这部著作里面，探讨中国上古文化和神化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在神话研究方面，我知道日本学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相信，我的这个观点同样可以让日本学者感到有参考价值的。
一直以来，有人把我的书的观点，简单地定义为“中国文明西来说”|。其实这是他们的误解，我倡导的是“中国文化杂交说”，强调文化的互动与兼容。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有位学者叫加藤周一，他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您的“中国文化杂交说”和“日本文化杂种说”有相同点吗？
朱大可：完全一致。这是亚洲文化的共同性。最早去日本的是夏邑人，后边又不断有人渡海过去。云南的少数民族，比如说哈尼族、彝族的语法结构就跟日本很像，这大大丰富了日本人种的来源。
没有思想不要去怪环境
《日本新华侨报》：有日本人认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现代的中国思想家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到海外留学的理科生回国容易，但大多半的文科生，特别是搞思想、批评的就不愿意回国。作为一名海归，一位思想家、批评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朱大可：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在西方国家更难生存，这个生存不是生命层面上的，而是思想层面上的。我在西方国家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因此最终选择回国。
可能日本人想说的是思想会受到限制，但我认为，有时候带上镣铐跳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前苏联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解体后反而没有思想了。我不担心这个，我的主张是你没有思想不要去怪环境，只能怪你自己。如果你有力量，那么任何东西都无法消灭你。我觉得压力对我来讲是一种必须的东西。
日前，我在中日韩三国学者交流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三国演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中日韩这三国是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的关系。从前日本想中国化，又想区别于中国化，现在中国想韩国化、日本化。这种双向的过程，就是一个民族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吸收学习的过程。这个双向性会一直进行互动，也只有互相学习互相排斥，才会令“亚洲精神共同体”更有效、更健康的持续下去。■
2014-11-15 01:52:05
